很少有人是预先想好了将来要写评论。即使如此，也有很多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这是一种让我羡慕的人生，作为一个事实上已经在写评论的人，回头去寻找和梳理自己的批评观，却也几乎找不到来时的路。
批评和写作伴随着不同阶段阅读和生活产生的困惑，从最初对文学的想象和意念，到接受一套文学教育，然后再迎接自由的阅读，借鉴阅读中遇到的他人的问题和论调，今天被一种方式说服，明天觉得换一种方式也有道理，真有点同体大悲的意思了。写作是最切实的综合整理，我们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说什么，一边写一边发现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一边写一边创造写作的目标和策略。在所有这些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东成西就的漫溢之外，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曾经指引着我的话，那就是萨义德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警惕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同时检视自己的知识和偏见，仅就写作而言，我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一种绕道前后左右的写作，能用那些研习来的知识、怀疑、反省和生活中的观察、经验、错讹一起包裹出一个形状，把大时代之下一个普通读书人的点滴眷念绕成河。
罗兰·巴特谈到同行批评家罗歇·拉波特为什么写批评，不是为了阐述，而是一种写作的欲望，“纯粹的阅读，不激发其他写作的阅读，对我来说，是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并且很可能总已经存在着了。我只对那些能够让我想要写作的作品感兴趣。”比如他阅读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没有让他想要写那些作者，而只是让他想要写作，这并不妨碍批评家谈论一位作者，对批评家而言，作家并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欲望的一个中介物。批评家似乎实践着一种及物形式的写作，但又潜藏着一种不及物性——写下写作的欲望。当说不清楚来源的时候，写下写作的欲望是一个很好的托词，在批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形式分析的后台上，还有一层写作的伦理。
这也并没有减轻批评写作到底是什么的焦虑，为了拒绝那种把批评当作文学附属物的言辞，维护批评的独立性，曾经设想过诸多自认为理想的答案，比如批评是借着某个作品、某个作家表述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写作至少是一己之征象，批评是同布斯意义上的在一所房间里的写作，批评是一种竞争意识等等，在一个作者死了的时代，一己是多么不可靠，批评中呈现的那个主体是你自己吗？自己不断质疑自己，而又找不到一个合理安抚自己的答案。而试图寻找一个答案和解释是对的吗？批评不是一个判决或者解释性的总结，它的主旨不在于仅仅提供某些信息或评判，它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一条要被走的路。而既然是一条要被走的路，也只好边走边看，随时接受写作和世界给予的刺激，用脚代替大脑。
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虚无或者犬儒，如果写作是模仿上帝的创世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有创世的决心，但毕竟人又不是上帝，维持这中间的微妙需要多少平衡和小心！一项以世态人心为对象的写作行为，以人心蠡测人心，测不准或者与测不准同行，也是它应有的面目。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项静
女，1981年生于山东泰安，上海大学文学博士，就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化》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部分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