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命运
一九六一年，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KGB』）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根据档案，他们管这次行动叫做「逮捕」，只不过要逮捕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本书。这类故事并不稀奇，当年苏联不知上演过多少回了。然而，这本书可不一般，因为它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一九六一年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生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布利兹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型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召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子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讨论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还是不少，其中只有少数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齐瓦哥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了这些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忍尼辛，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齐瓦哥医生》更是可悲，因为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相关，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型态争战的兵器，于是玷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问题是苏联解体之后，向钱看的新一代也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冷宫，一样没有人想看了。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彷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就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了。而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一般人也知道的不多。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情况特别奇怪，俄语曾是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还是只留下了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史前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前苏联禁书，书名就很十九世纪，翻译成中文一千多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写实主义」气息。它甚至在一出版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一九八○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可数。一九八五年英译本面世，正是索忍尼辛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格罗斯曼早已去世，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同年法文本也出来了，倒是一度成为畅销书，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彼时他们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的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几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的「理想国」出版社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齐瓦哥医生》和《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罢！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注定要在新时代被人忘记。
和平的恐怖
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埋没的主因。例如《生活与命运》，三种中文译本全都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似乎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政治低气压，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多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它甚至被人遗忘到了这样的地步：前些年我向大陆一些熟悉苏联的专家请教，想知道是书有没有引进过中国，他们竟也不甚了了，只说有点印象，细节不详。
英语世界的情况最初也好不到那里，英文版刚刚面世的的头几年，似乎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它。大部份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他毕竟不是索忍尼辛，不是个有公众知名度的异见份子。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的后半生转型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
最近十年，它的命运逆转，忽然一下子又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说它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
1988，它的俄文原版终于能在前苏联正式上市，彼邦也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一部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二战一结束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只是它们似乎都不太像。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之处，最表面的理由在形式。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作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它真正的力量是格罗斯曼于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然后，在这战争以及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大人物（它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惊人描写），一直到大草原上的无名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文文件系统里头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以及最细微的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人在战争当中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斯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份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大家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而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写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A却会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又轮到B来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这个维克托的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洛夫，当时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他的论文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可是自从上头新来了一个领导，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斯大林也是个反犹份子），批评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识，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忽然显得漏洞百出。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当他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什特鲁姆同志」。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什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再见，什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世界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钓鱼，有的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的则以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突然看见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再过一阵子，苏联科学界要反击英国某家媒体的「抹黑」，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签名。可是那份声明分明是错的呀，它诽谤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国人批评的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是维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别忘了，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温情的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说服自己，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于是维克托掏出了自来水笔，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战争的解放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人生，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眼前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眼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且拿上回提过的核物理学家维克托来说好了，他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份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藉此慰解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做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退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0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拚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平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占领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档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觉得女孩子的胸脯最要紧」），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领导来任何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便连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也在和他们相处几天之后，忍不住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0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在线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份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生命呀？且再引一次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
世界如此冷酷，瓦西里．格罗斯曼全都看到了。
一个私底下对苏联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相当于中国的「大跃进」），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从战线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响应政府，在场面上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那一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这个为了国家弄瞎了眼睛的士兵「用鸟叫一般的声音叫起来。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那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的模样。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格罗斯曼的眼睛在此转向伤兵医院里边，让我们目睹一个母亲终于在病床上找到她儿子的场面。她对着尸体呢喃细语，又怕他着凉替他盖好被子，似乎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依然在世。医院里的护士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她竟然不嚎哭不沮丧。写到这里，看起来还很寻常，一个悲伤过度的母亲本来就会有这种反应；可是格罗斯曼一如他惯常的写法，在这段表面平凡的描述上头层层递进，直到最后补上一句按语：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
还有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乌克兰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作敌方间谍带走。这是战争，苏联对待她的方法就和德国对待犹太人差不多。向当局诬告她的，其实就是她其中一个邻居，动机可能只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平日的好邻居都很识时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替她说话，这时只忙着讨论如何收拾老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比如说她那只「该死的德国猫」（两国交战，便连猫也忽然有了国籍）。后来，那只猫被一个邻居「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不久之后就死了。底层与边缘之外，格罗斯曼也没忘记坐在上头的高层。其中一个角色是个一心向上的领导，他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针，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
经过这无数触目惊心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生活与命运》如何描述集中营里的惨况吗？不要忘记，格罗斯曼可是全世界第一个报导集中营的记者，他的那些文字还曾被当作纽伦堡大审判的证词呢。可是格罗斯曼却把他的想象力延伸至这人间惨剧的最初，例如几个纳粹高官视查刚刚落成的毒气室，他们竟然荒谬地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庆功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预祝「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而这个房间就是捍卫人类文明的堡垒。
这么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一字一字冷冷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犹太女子索维娅在报告职业时隐瞒自己医生的身份，主动放弃了唯一的求生窗口（医生是有用的职业，通常可以留至最后），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残破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斯大林格勒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忽然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把这类异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在拙作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远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牠侥幸活着回到地面，从太空舱里摇着尾巴回到饲养牠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牠摸过牠但又无情地把牠送出过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如守护天使般地跟随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还写了两封寄给母亲的信，在其中一封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在文字中分担她的恐惧、忧伤与不舍，他甚至还试图想象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人，是否就是那个前来将她处决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了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想写一点最无关痛痒的游记。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张口，眼看就要在车里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这时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都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二〇一三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文章转自《梁文道专栏文集》，题目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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