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原因很简单，她是我最想成为的那种作家。我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很晚。待我经由广泛阅读，了解到自身写作条件的局限之后，2020年我读完了《树民》的中文版。很难形容当时的心灵感受。我只是想，如果有生之年，通过努力我能写一部这样的作品，那就此生无憾了。
安妮·普鲁出生于1935年。53岁时，她才推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心灵之歌及其他》（1988），可谓大器晚成。安妮·普鲁的父系（家族）是加拿大魁北克移民，母系则可追溯到康涅狄格州最早的英国移民，被她视作“定居新英格兰的近四百年时光沉淀出了一种罕见的香料”。在语言上，她从小受到父亲作为法籍加拿大移民的熏陶，加之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加拿大魁北克法区蒙特利尔市，自带的双语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历史冲突给予了她写作和研究的土壤。能够写作《树民》这样的长篇巨著，显露出安妮·普鲁对不同地域伐木业、航海业、渔场、畜牧业及世界贸易的知识积累和深邃洞见，这可能和她早年的成长背景和长期高度关注的领域有关。亦有研究者提及，安妮·普鲁的文学方法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甚深。年鉴学派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慢慢渗透至欧洲及美加等国。年鉴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入了历史研究领域。落实到文学创作层面，地理空间与人类心灵生活的内在联系，是安妮·普鲁小说的重要特征。有两部研究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妮·普鲁作家生涯的养成及其文学成就。一部是2001年出版的《理解安妮·普鲁》（Understanding Annie Proulx），以个人生活传记的形式对安妮·普鲁的生平与创作历程进行介绍，后来被许多研究者引用。另一部是2010年出版的《安妮·普鲁的地域想象：重构地方主义》（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Annie Proulx:Rethinking Regionalism），赋予了安妮·普鲁的作品以新地域主义及生态环境叙述的解读视野，后来成为了中国读者理解她作品的主流路径。
感性地来看，在五十多年的前半生生涯中，安妮·普鲁其实过得很动荡。童年时，她随着父母的生计不断搬家。我们在《鸟之云》的开篇，就能读到安妮·普鲁的生涯起点。她猜测“我们频繁搬家的一大原因是父亲执着地想要摆脱他的法裔加拿大人背景……他和他的家族一直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法裔美国人是一群无根之人”。成年后，她不断地求学，又不断地因经济原因辍学。直至博士研究中断后，安妮·普鲁移居美国怀俄明州偏远的乡村，在荒野中从自然汲取各种原始生存的宝贵经验，包括畜牧、钓鱼、种植等等。这些具体的生活技能，不仅成了安妮·普鲁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场景，也成为了她结构小说的纲目。如果我们读过《船讯》，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每个章节，居然是由不同的绳结打法来挈领的。而《近距离》中多次写到惊悚的“阉牛”意象，可能是她长期在农场畜牧劳动的观察经验所得。边念书，边打工，边结婚，又数次离婚，中年的安妮·普鲁靠当自由撰稿人、新闻记者的工作维持生计，独立抚养三个儿子。
在《心灵之歌及其他》问世后短短几年时间，安妮·普鲁凭借长篇小说《明信片》（1992）、《船讯》（1993）拿下福克纳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重要奖项。《船讯》还被改编成电影，由凯文·史派西、朱丽安·摩尔、凯特·布兰切特等大明星出演。1999年，安妮·普鲁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出版，十三篇小说集中，收入了后来李安导演改编的著名电影《断背山》（2005）。怀俄明故事系列对于当代媒介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近距离》中的另一篇故事《脚下泥巴》，与2021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金球奖最佳剧情片的《犬之力》，亦有难以撇清的渊源关系。《脚下泥巴》的男主人公雷蒙德几乎是电影《犬之力》中卷福所扮演的牧场主菲尔·伯班克的原型，他们对西部牛仔“男性气质”外观偏执的追求（“他学会双腿外开的走路姿势”）和对内在女性倾向的焦虑和恐惧（雷蒙德幼年乘坐旋转木马时，拒绝乘坐有着丰满臀部的木马，而选择黑色公牛），最终幻化成了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以柔制刚、解构有毒男性气质的视听媒介。与新世纪女性导演的锋芒不同，在小说世界里，安妮·普鲁对类似话题的处理要柔和一些。她只是婉转表达了一件事：这样的人（驯服这样的对象）已经过时了。“过时”并不可笑。相反“过时”意味着破解禁忌后的心灵自由。牛仔们（杰克和恩尼斯）只有掉出读者和观众的期望之外，才能自由地“骑马远赴大角山脉、药弓山脉，走访加拉廷山脉、阿布萨罗卡山脉、格拉尼茨山脉、奥尔克里克等南端，也到过布里杰—蒂顿山脉、弗黎早、雪莉、费里斯、响尾蛇等山脉，到过盐河山脉、多次深入风河区，也去过马德雷山脉、格罗文特岭、沃沙基山、拉勒米山脉，却从未重返断背山”。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感到震颤动容。这些陌生的山脉名色，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到。甚至安妮·普鲁未曾书写它们的话，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地方。这些山脉是什么呢？我猜想山脉就是血脉和心脉。山脉的荒僻和私密，宛若心灵的幽深曲折。他们彼此识别、彼此游历，才得以找到最最安全的地方，在天地间、以心灵之声，对唯一的人说出唯一的话：“要是我知道怎么戒掉你就好了。”
安妮·普鲁对托马斯·萨维奇所创作的《犬之力》夸赞不已，尤其是对他力图重构西部牛仔形象的努力十分赞赏。正如《断背山》故事所隐隐渗透的瓦解能量，传统西部牛仔（Cow boy）刚毅、乐观、幽默的正面形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了单一的消费符号。真正的牛仔是有血有肉、有隐私有恐惧的真实人类，他们有自己的苦恼、失落和难言之隐，反而是不被西部以外的观众所接纳的。《犬之力》的电影改编及上映过程，安妮·普鲁都曾参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回溯道：“我能从欧文·韦斯特的作品看出，它（西部小说类别）是一直发展的。他于1902年写出了《弗吉尼亚人》。这部作品为西部怀俄明州的牛仔文学树立了典范……在1960年代，有一位来自德州的年轻作家拉里·麦克穆特瑞（曾任电影《断背山》的编剧）写了一部精彩的西部三部曲，故事均发生在一个虚构小镇塔利亚。包括1961年的《骑士路过》、1962年的《离开夏安》，以及1966年的《最后一部电影》。这个过程十分重要，不仅是对托马斯·萨维奇，还是对我来说，抑或是对那以后所有出版的西部小说来说都很重要。拉里·麦克穆特瑞打破了传统的高尚牛仔范式……与韦斯特笔下的弗吉尼亚人恰恰相反。”在谈到托马斯·萨维奇始终无法广受欢迎时，安妮·普鲁说得非常动情。她猜想，在当代仍有相当多的美国读者更喜欢欧文·韦斯特的牛仔神话，因为那种英雄主义是美国拓荒精神的一部分。无论是以性向还是以其它文学方式解构这种精神，都会遭到大众文化接受面的冷遇。这可能也是安妮·普鲁身在美国西部小说传统中，对于文学和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理性判断。
这段采访给我很大启发。安妮·普鲁的贡献可能不只是西部小说创作层面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安妮·普鲁在1960年代还曾写过几篇科幻作品。此外，她还有丰富的非虚构写作经验。在她的研究论文《危险之地：美国小说中的风景》中，她以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论述了风景写作与美国文学的关系。论文开篇就引用评论家James Stern在1948年第一次阅读澳大利亚作家Patrick White的作品时提到的观点：“我从未去过澳大利亚，但这部作品中的散文描述，以其巴洛克式的丰富性、可塑性和丰富的奇异符号，使一个未知之地的风景如此真实。”我没有去过美国，对于美国的地理及文化的了解同样来自于优秀作家的文学建构。好的作家，足以为跨文化的读者命名自己的家乡。那么，怀俄明州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如果我们打开美国地图的话，可以看到它位于美国西部落基山区。州轮廓近似正方形。北接蒙大拿州，东接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南邻科罗拉多州，西南与犹他州毗连，西与爱达荷州接壤。首府“夏延”，也就是安妮·普鲁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地景，位于怀俄明州东南角。怀俄明州的州名来自印第安语，其含义是“大草原”或“山与谷相间”。童年时，安妮·普鲁随家人迫于生计游遍了近半个美国大陆，曾在美国缅因州、佛蒙特州、怀俄明州等多个地区生活，我们在怀俄明故事集中可以看到她观测的足迹和不同地方糟糕的天气。许多故事主人公都曾举家迁徙、艰难谋生，不仅要与沙尘暴、干旱、低温搏斗，还要忍受孤独与无常。
在一篇名为《身居地狱但求杯水》的小说中，安妮·普鲁隐身于叙事者的身份，沉浸式体验着天、地、人之间的神秘联结，可见在山与谷之间，人类活动不仅是渺小的，更是朝来暮逝的，不可靠的。生生世世的更迭中，自然之力会让沉静的人心生虔敬，无论是经由无情和暴力，还是经由温煦的照拂，人的力量都不足以与危险冷漠的大地抗衡：
站立此处，双手抱胸。云影如投影般在暗黄岩石堆上奔驰，撇下一片令人晕眩的斑驳大地疹子。空气嘶嘶作响，并非局部微风，而是地球运转产生的暴风，无情地横扫大地。荒芜的乡野——湛蓝而尖突的高山、绵亘无尽的草原、倾颓的岩石有如没落的城镇、电光闪烁，雷声滚滚的天空——引发起一阵心灵的战栗。宛若低音深沉，肉耳无法听见却能感受得到，宛若兽爪直入心坎。
此地危险而冷漠：大地固若金汤，尽管意外横祸的迹象随处可见，人命悲剧却不值一提。以往的屠杀或暴行，意外或凶杀，发生在总人口三人或十七人的小农场或孤寂的十字路口，或发生在采矿小镇人人鲁莽的房车社区，皆无法延误倾泻泛滥的晨光。围篱、牛群、道路、炼油厂、矿场、砂石坑、交通灯、高架桥上欢庆球队胜利的涂鸦、沃尔玛超市卸货区凝结的血块、公路上日晒褪色的悼亡魂塑胶花环，朝来暮逝。其他文化曾至此地扎营片刻，随即消失。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惟有无止境重复倾泻泛滥的晨光。你这时开始明白，除了上述景象之外，上帝亏欠我们的并不多。（宋瑛堂译）
“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这是安妮·普鲁的世界观。正因为她了解面对大自然时人类的脆弱和无力感，“建造”这件事才显露出鲜明的精神特质。即使是在近二十多年来，外部世界包括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化。2009年，收入论文集Regionalism and the Humanities中的《危险之地：美国小说中的风景》一文里，安妮·普鲁亦谈到了关注风景写作的非虚构作家。安妮·普鲁清晰地论述了Rachel Carson、Edward Abbey的创作，并总结道：“1970年代标志着风景写作和地方叙述的主要文体，开始从长篇小说转向散文和非虚构。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风景是可塑的、脆弱的、受损的和濒临灭绝的。与此同时，虚构则走上了一条更窄的路径，去探索个人的内心景观和家庭，外部的世界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直至她观察到在美国当代作品中，风景描写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失去了流动性的表达，文学作品中地方性的危机由此呈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再打开安妮·普鲁2011年写作的《鸟之云》，便能更好地理解她为什么会在功成名就后，开始创作这部回忆录形式的非虚构作品。
《鸟之云》的叙事主线，是安妮·普鲁决定在怀俄明一处土地上修建自己“梦想之屋”的过程。女人与房子，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文学脉络的观察点。但显然，安妮·普鲁的世界更为广袤。通过确定居住空间，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家族史，从第一座与家人生活的房子，到因不断搬家经历过的每一处居所（房主包括波兰人、爱尔兰裔兄弟会农舍、德国前战俘、纽芬兰渔民等等）。经由这迁徙的逻辑，安妮·普鲁试图爬梳出个体复杂血统的来源及其与美国开拓史的关系。也是经由修缮小屋的过程，安妮·普鲁以非虚构的形态，更肆意地展示了她的文学兴趣，包括对地理环境、地质形态、鸟类生活习性，和土著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掠夺家园的过程。有趣的是，阅读《鸟之云》解答了许多我对《树民》的困惑。《树民》讲述的是两名法国白人在殖民扩张的浪潮中来到北美的原始森林开拓未来的故事，涉及西方殖民背景下两个家族整整七代人的发展历程，尤以法国定居者和印第安人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差异，令我印象深刻。我一直想知道，《树民》中类似阿凡达故事般的印第安史诗是怎么写成的，《鸟之云》镶嵌在“梦想之屋”建造过程中的个人回忆录，则解释了安妮·普鲁追溯家族族谱时复杂艰辛的写作准备。安妮·普鲁的买房、修房过程，和在城市里完全不同，没有现代服务业，充满了波折和挑战。她必须依循大自然的规定，且接受恶劣天气变化造成的延误。植物、动物、工人们都会造成混乱，但安妮·普鲁始终不屈服于现代文明规训的便利，这令她吃尽苦头。安妮·普鲁从中汲取的能量，远超盖房子这件事本身，是她理解人类文明的路径：“鸟之云完工之后，随着我在这栋房子里安顿下来，我发现欧美人把时间分为五个工作日和两天周末的做法在我这里崩塌了。我开始更强烈地意识到季节变迁、动物活动和植物习性，也能够借助思考去想想印第安人的世界中时间的不同形态。”
最后房屋建成时，因冬季暴风雪会堵塞道路，安妮·普鲁甚至不得不放弃常年在此居住的想法，这也很像她写过的一些小说。有读者批评《鸟之云》写得枯燥冗长，殊不知写作准备本来就是如此，历经千难万险，差点功亏一篑，留下的那些成品，是作家精心裁剪、提炼的精髓，隐去了失败的过程。我欣赏安妮·普鲁的思维方式，有如欣赏她在小说世界“自力更生”的建构能力，这确实是小说编织和推进的坚实道路。例如《树民》由两个伐木工人引出的不同产业，其中一个人因为成功将兽皮贩卖到中国，他开始意识到，不得不经过原住民狩猎而成的加工行业远不如伐木成本低。于是他便很有野心地想把木材卖到中国，从而一定要建立港口。建港口就要与政客打交道。有了产业，就迫切要生孩子。没有孩子就先领养孩子投注继承人……每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桥梁，桥接的是历史时间、人的野心，也是人类与自然博弈的过程。《鸟之云》无非是把一位优秀艺术家造梦的现实手段，真切地袒露了出来，我们阅读这本书，有如阅读一位奇奇怪怪的朋友决定做一件奇奇怪怪的事，这件事多么麻烦和辛苦啊，但她却乐在其中。就连困难和挫败，都仿佛能成为她的观察定点，协助她考察挫折的过程，就仿佛在上一门历史课、地理课、动物学课、人类学课。
我想起《鸟之云》“后记”中最后一段话：“突然，那只新来的雕腾空而起，朝西边飞去，孤雕也追随而去。我以为她不喜欢这个地方。但在第二天的早上，河边的树上停着两只雕。在这个季节建立家庭已经太晚了，心之所望迟迟不能实现，对野生动物来说原也是常有之事。”安妮·普鲁不是一无所获，虽然失去了鸟之云的冬季，但她还有鸟之云的早春。虽然鸟之云不是她梦想中的那个最后的家，但她拥有建造它的意识过程。她还有丰沛的写作热忱和用不完的技巧，来帮助她落成那些现实世界的爱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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