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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7)


    
    (7)“国别化”的理念不可取,但“国别型”教材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用途,历来是汉语教材编写的重要类型,但同样不必对国别型教材寄予过高的希望,它的某些优势并非唾手可得。因此,应以平常心态来看待国别型教材的优势、作用和实际可行性。 
    (8)通用型教材自有其先天性的缺憾,亦有其自身的优势,海内外通用型教材居多,外语教材的精品大都是通用型教材,便很说明问题。推出国际化的精品汉语教材可能还是要靠通用型教材去实现。对于汉语汉字这种“真正的外语”和“独特的文字”来说,面向海外的通用型汉语教材的研发尤其值得关注和期待。 
    (9)我们“无端地设想”,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在多元化的大前提下,应有个大致的国际分工。通用型教材主要应由汉语母语国来编写,并且努力编写出有引领、示范和模式化作用的精品教材。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海外不能或不宜编写通用型教材,事实上海外已经编写了一些广为使用的通用型教材(如美国出版的《中文听说读写》)。国别型教材可能更适合有关国家自己去编写,就像中国人给中国人编写的各类英语教材一样,因为他们更知道该怎么编和怎么用。有关国家的汉语教学真正有所“热”以致“热”得不得了,自然会有人组织编写。比如,西班牙本土出版公司Difusion就组织编写了一套初级汉语系列教材《谢谢》(2009),德国Hueber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初级汉语综合教材《聊聊》⑥。教材不仅有编写的问题,还有出版发行、市场确认和教师认可等多方面的问题。 
    6.2 本文余言 
    (1)教材编写应加强针对性的设计和实施。事实上,在针对性原则下,完全可以解决“国别化”教材的各种问题,针对性就是要针对教材的使用环境、学时学制等问题,如果是给某国编写的教材,就是要适当融入和规避有关国家的文化和习俗,就是要进行语言对比,等等。换言之,国别化/国别型教材的实质是教材针对性问题,是“针对点”的分析和措施的落实到不到位的问题。 
    (2)教材编写的问题说到底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一些教材质量不高、不适用、不好用,主要是教材编写理论、汉语习得理论、汉语(汉字)本体研究、跨文化教学研究薄弱之所致(李泉,2013b),根本上说,不是国别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3)中外合作编写是教材编写的重要途径,但同样不能给予过高的希望:几个学术背景、教学经验、汉语教学认知乃至个性完全不同或差异很大的人合作编写教材,他们对教材的整体设计、编写理念的考量、课文内容的选择、练习题型的设置,乃至一句话、一个句子怎么编写,一个注释、一个语言点怎么说明,都可能存在分歧,甚至分歧得不可开交。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有点极端,但很可以说明合作编写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此外,合作编写国别教材同样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研究和精准的实施(丁安琪,2011;吴勇毅,2012)。 
    (4)教材要编好,要编出好教材,可是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同样甚至更为重要。鲁健骥等(1986)指出:“没有教师的能动作用,编得再好的教材也不能实现它的教学目标。人们总是抱怨没有一本好教材,而一本十全十美的教材永远不会出现。”可见,重要的还在于提高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和发挥能力,在于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有经验的优秀教师从来都能够结合教学对象的特点、水平、需求,结合教材的具体内容和当地的教学环境等因素,来弥补教材的不足,补充相关而必要的教学内容。比如,教师在教“黄河、长江”时结合实地完全可以补充“塞纳河、泰晤士河、亚马逊河”,在教“王府井、长安街”时完全可以提到“银座、华尔街”,如此等等。正所谓“教材编得好,不如老师教得好”。过于依赖教材、拘泥教材,而不能结合教学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正是一些教师抱怨教材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教材是死的,教师是活的,不能“只教教材、死教教材”,而应结合教学环境和学习者的需求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恰当地开发和补充教材。 
    注    释: 
    ⑥初级汉语系列教材《xiexie谢谢》1-4册,西班牙 Difusion出版公司2009年出版。初级汉语综合课本《聊聊》,由德国汉语教师 Thekia Chabbi编写,德国 Hueber出版社2010年出版。 
    (本文参考文献请参阅《世界汉语教学》第29卷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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