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中的虎皮与大旗 | 评《明帝国与金楼白象》
http://www.newdu.com 2024/07/27 02:07:18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 参加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以克钦、掸邦为主的缅北地区，区域民族政权与缅人政权的对抗，在书中的万历时代就激烈进行着，而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当下，这种对抗依然没有止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缅北这个地方，这场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战争，也许从来没有终结。 由于对我来说西南边疆史是个关注较少的话题，因此阅读这本书之前，我特意准备了三个相对公众化的问题，来展开了对这本书的思考。
 本书中提供了相当多的战略态势图，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到地图上的博弈。我特意计算了几个核心区域之间的大致距离。大家可以对明缅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成本有个基础的估算—— 从明朝边境军事存在的主要据点腾冲（永昌府）到明帝国统治重心北京的距离超过三千公里。 而东吁王朝首都距离缅北克钦的距离不到一千公里。 明的屯兵据点腾冲，距离最近的政治中心昆明，有六百三十公里。 而缅甸北部重镇曼德勒到克钦的距离，不到六百公里。 这些数字直观地体现了这个区域对明缅双方的战略意义不同。一边是癣疥之疾，一边是腹心之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朝驻军的永昌府一线皆为破碎的山地，明朝需要在这些山地中维持军事存在，并且要将军队聚拢投送过大金沙江。而对于缅甸东吁王朝来说，他们北进路线是一条弧形的平地，各方面的补给压力，要低很多。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这本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但对中南半岛的区域政权来说，统一的大明确实是个庞然大物，正如书中写道，陇川宣慰使多士宁曾对缅王莽应龙做过一个比喻，他将百堆大米与一堆大米进行对比，告诉莽应龙一堆只是云南一隅，那百堆才是大明。想要征服云南的莽应龙，需要掂量大明这个庞然大物的轻重。这也是为什么，即便面对着极大的地理损耗，明朝依然能够在中南半岛维持军事存在，并且与上升扩张期的缅甸东吁王朝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态势。 简而言之，大明远，缅甸近，但大明强，缅甸弱。距离和实力二者各占其一，从而在缅北地区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平衡。 这就带来了本书想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古代王朝，如何控制一个非核心区域？ 作者杨添是学习东南亚小语种出身，又曾亲身留学游历中南半岛，对该地区的礼仪、武备、制度有过直观切实的体验和感受。正如这本书名字中的“金楼白象”一名一样，以白象和金楼作为王权礼仪象征的缅王，建立了小一号的朝贡分封体系，以金伞和白伞作为仪仗，赐予非核心区域的头人领主作为从属的象征。并且以“百夷”的“万王之王”的姿态，集结盟友，讨伐不臣，这正与中国商周时代的五服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另一边，明朝对中原王朝的边疆羁縻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以距离的远近，设立三宣六慰系统，赐予外藩土司一系列与朝贡、宣调有关的符印，除了朝贡本身的让利之外，更是将当时手工业巅峰的大明衣冠，作为特殊的符号礼物，赐予土司首领。服制、朝贡、宣调，三位一体，将诸多土司纳入自己的外藩系统。 边境土司无论是选择投靠哪一方，抑或是在其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要进行解决，那么都要考虑扯出明缅哪只老虎的虎皮，作为自己的大旗。 所以明缅之间在土司中的对抗，也是一场名号之争。书中多次写道，因为明朝在边境问题上的过于僵化，贪腐官员在土司袭职过程中吃拿卡要，多次导致土司出现了投缅情况。另一方面，缅甸那种通过直接联姻，宗主臣服的简单模式，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很多实际上获得强大实力，却迟迟无法得到明政府“名”的认证的土司，也很容易对明朝产生离心的倾向。 这也是这本书值得称道的一个地方——视角。中国的读者生长于一个习惯于大一统的国家，而明代边境这种多元破碎的政治生态，在世界很多区域其实更为普遍。中央帝国在力所能及的疆域之外，要有可以投放的软实力，除了经济方面的控制，许多山头林立的区域，最急需的商品，其实是可以灵活分割的权力货币。无论是通过宗教，还是通过王权，在野心勃勃的地方，将权力的合法性本身作为流通物投放赐予，都能将帝国意志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正是明朝僵化的宣慰体系不足的地方。 由此，我们引出本书所探讨的第三个话题，在明缅战争中，大明朝的得与失？ 阅读本书的读者，应该都会对这几个明朝贤臣能将的遭遇，感到惋惜——罗汝芳、李材、刘綎、邓子龙、陈用宾。  罗汝芳 李材论个人的英勇才智，这几人都堪称国之栋梁。尤其是罗、李、陈三人，对边境事务可谓是洞若观火并且兢兢业业。但明朝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经营边疆的遗产无法得到延续。他们或败于党争，或败于诬告，或受挫与文武相制的权力结构，甚或只是因为大明流官制度本身的运转，被调离边境。这种干员的流动性，让明朝在边境外藩问题上始终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延续。政策的多次反复，让大明在土司心中威信渐失，最终彻底倒向缅甸。 通过书中我们发现，在战争的对抗上，明军从来稳占上风，几乎是所向披靡的存在。但诡谲之处在于，无论战场上明军打多少胜仗，缅人最终都会卷土从来。这正符合那句话，在军事上赢回来的，都会被不成熟的政治所还回去。当政治出了问题，仅仅靠军人，是没有用的。明朝最早的问题，首先还是内部的溃烂。 书中写道“明朝对云南境外的土司又非常宽容……担子基本压在云南当地土司身上了。土司们一旦遇到袭职要缴纳米谷，就会从百姓身上盘剥，时不时激起民变。而云南当地官员索取无度，又时不时引起土司的反叛。”这种官僚体系的腐化，内外不均，僵硬制度缺乏调整机制，而边务能臣又屡屡败于党争，只能说云南三司也只是大明朝的一面镜子。 如果仅仅是制度的僵化本身，也无非是失去“弹性的边疆”——偏远的“六慰”之地，但要是再加上万历皇帝自己纵容宦官四处掳掠民财，那么外藩的问题就又都成为小问题了。云南巡抚陈用宾呕心沥血，设置腾越八关，试图为大明留下一个坚固的边防体系。然而他想不到边事真正的敌人，其实正是万历皇帝本人。 万历在云南开矿，与民夺利，勒索土司，成了压垮云南边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本书的最后，云南境内民众被逼反为暴民，打死了替皇帝敛财的太监杨荣。而被逼反的土司军队兵临昆明城下，巡抚陈用宾被迫掷出了武定府大印，才换来了叛军的退军。此时此刻，边疆有再坚固的锁钥，皆没有用。因为大明朝的危机已不在边疆，而在自身。 自私的万历耗尽了朝廷在西南边疆最后的威望，半个世纪之后，明朝覆灭，南明最后的皇帝永历奔窜西南，沿着明缅对抗的故道逃向缅甸。在这里，他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最终，中央覆灭于边域，成为大明朝终结的地方。  《南明史》《史记》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孟尝君田文派遣门客冯驩，前往自己的封邑薛地收钱，冯驩到了薛地，以田文的名义，免除了薛地人民的负债。回去对田文说道：“焚无用虚债之劵，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后来田文失去权势，到薛地避难，百里之外，薛民偕老妇幼迎接他，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倚靠。 我们不知道熟读经书的万历皇帝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他麾下并非没有冯驩这样的义臣，但当他向自己的“薛邑”派遣的是杨荣这样一个敛财小人，而真正为他尽责守边的陈用宾却糜烂于牢狱中。从这一刻开始，大明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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