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房伟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是抗战题材书写，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到最新长篇小说《石头城》，形成了“房氏风格”的体系性书写，表现为可靠的资料征引、丰盈的日常经验与丰盛的文学性，在同类写作中开出了一条专业加细描的新型路子。打开《石头城》，映入我眼帘的是书中密布的短句，形成文字线条与标点断白的参差之美，感到一种汪洋恣肆的文气绵绵不断地向前奔涌而去。
小说用短句开头：“我醒来时，听到院子里的鸟声嘈杂”，再依次写鸟、秋雨、白雨布、院中的树，各类短句以灵动身姿飘然登场，组合建构起那种怀旧与隐痛的氛围。又如写主人公出场：“巽丰逃学不止一次了。他喜欢在街头闲逛，看皮影，听听评书，吃各式点心。”用短小的动宾结构连成生活流的图景，映现出一个江南少年的生命力与和平生活的余裕。短句运用看似絮叨，实则节制而有力量，把日常生活器具与物性袒露得细致入微，把一个南京童子军抗日的故事讲得深细好看，把伟大的民族气节彰显得荡气回肠。在阅读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到《石头城》有一种风行水上挟裹一切的语言之势，在短句的密集向前流动中，小说的主题、生活材料、故事框架、人物塑造、精神气质、文学品质等自然而然呈现，并且完成论定。
一方面，短句助力作者发挥专业素养。房伟具有良好的史料考证、梳理与甄别能力，能使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史料更可靠，使历史材料能相应出现，基本做到大事不拘、小事有历史由来，有效实现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融合。历史材料是零碎纷乱的，隐秘的，相应短句就成了历史最好的象征，可让作者的专业素养得以充分发挥，以短小而细密的句式表现、归拢分散的史料，以春秋笔法传递历史隐晦的意味。如讲到蒋巽丰担任抗日童军小队长时，有对第二届全国童军大露营召开、各省童军情况介绍、何应钦讲话等大历史资料的征引，也有童军随身器物绳子、热水瓶、英吉沙刀、军刺“毛奇”等的介绍，这些都是虚构不来的，需要作者有深入的史料收集与发掘，体现出从史料的缝隙中获取文学资源的专业能力。在短句的铺开中，大历史中人物、场景直接有力进入小说构成，如写何应钦：“一个胖胖的老男人、穿着童军服，登台讲话。”小历史细节则以名词罗列方式得到充分展现，童军诸多器物构成抗战活动一个个具体场域，成为刻骨铭心记忆，乃至多年以后九十高旬的蒋巽丰仍在收集它们，器具即心结，凝聚着民族屈辱与奋争。《石头城》既是建基于南京抗战史的大历史事件之上的，离不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也是一个不断钩沉与还原个体家族史材料的过程，而短句能够提供文体助力，帮助作者专业而有效地征用历史资料，在大事件上保证史料的真实可靠，在个体生命史叙述上表现历史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短句通向小说世界生活的丰盈性。如果说史料是《石头城》的基础或触发点，那么生活经验与文学性则是小说的借题发挥了，这方面，房伟的短句叙述更有驰骋空间。他绵密地使用短句，不动声色，不厌其烦，把江南生活的细节与神韵描画到极致，从而把历史叙述沉入到日常生活肌理。细雨飞花似的短句，与日常生活书写匹配，天然契合精致的、温馨的、优雅的、安稳的、殷实的、有品位的、有底蕴的江南日常生活。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说的美食描写，如巽丰嘴馋的零食、南京早点四绝、蒋家的日常菜肴、玉楼春酒楼的名菜，以及食材选用、制作工艺与各种佐料，作者无不以短句进行了精细的描述，铺陈大量江南菜名，辅以描写口感的形容词。借用短句，房伟在小说中把人物五官的感受打开了，赋予了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的物性与质感。
此外，短句运用造就小说丰盛的文学性。从学者转向小说创作，其作品文学性往往令人质疑，但房伟是一个例外，已创作的一批作品均具有响当当的文学成色。除综合文学素养之处，短句体式极大成就了他，尤其在《石头城》有集大成表现。一是把南京抗战史的宏大叙事落到具体而微的描述句式。由于汉语短句不能贮存太多思想，必须有实际内容，《石头城》密集的短句铺排，构成了具体、丰盛的文学表述，不管写实性短句，还是修辞性短句，都指向某个生活的实物或具体意涵；二是给予小说语言张力与弹性。《石头城》摒弃西方翻译体曲折而冗长的句子，采用短小精辟的句子，或把长句拆分，使每个句子具有完整性，句与句之间又留有空白，句断意连，余味丛生，较好保留了汉语言的弹性；三是赋予小说语言以典雅性。房伟自觉吸收中国传统文学营养，用宋词、小令方式写长篇小说，如“忍不住回头，见灯光摇曳，一个极瘦的女人的脸庞”，明见化用“他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句。小说中，大部分短句自然蕴含汉语的美质，体现中国文学含蓄内敛气质，也使人想起我国古典白话小说与文章传统。短句，为房伟的创作营构了浓郁的文学性，也成就了他的华丽转身。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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