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志”是“文坛多面手”刘大先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挂职锻炼期间实地考察之后及物的、在地的非虚构写作，也是他“不断刷新和突破自己的学术研究边界”、“立足学术，更要走出书斋”知行合一理念践行的结果，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书写中国故事，其中不仅流露出他一如既往的宏阔视野，显示出他作为学者的理性气质，而且呈现出他作为“文艺青年”的“有情书写”特征。
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了华夏人文始祖之一的大禹，又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魂牵全国，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2008：记忆与转折》书写了汶川地震的惨痛记忆与灾后重建家园并迎来乡村振兴；《曲山关内外》表现了曲山关内外地理人文风情的差异和民族交融的历史；《关山夺路》展现了北川人民架桥铺路克服蜀道之难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经济发展之路的积极探索；《过去与未来之间》追溯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小禹的传说》考证了大禹出生地并书写了少年禹形象。在这些之后，作为“山川志”连载之六的《所爱在远方》就像交响乐出现了某种旋律的变奏，由宏大逐渐转向微小和抒情，给人的感觉很像是长途跋涉之后的小憩，既是休息，亦有沉淀和总结，更是要蓄积力量进行下一段旅程，有着在翻越千山万岭之后，在山顶遥望浩瀚苍穹、任由旷野之风涤荡心灵时的生命的感动，刘大先追忆、凝视与想象着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寻找着北川涅槃重生的“爱”的力量。
能歌善舞是少数民族的重要特点，往往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大量的史诗和民歌，在北川地区，这一特征也非常明显，这给予刘大先的写作以极大的灵感，在已经发表的“山川志”篇章中均有引用，这些携带着远古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诗歌或者成为文本的“楔子”来引导主题，或者形成其内在的框架结构，或者为书写内容穿针引线，不但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内涵，而且增加了叙事的历史感和趣味性。《所爱在远方》延续了这个书写特点，以史诗和民歌奠定了本章的情感基调，它们以女性口吻为主，既有“亲爱的人儿在哪里？我的所爱在远方。一天好比九天长，一夜如同九夜长” 的哀婉动人和缠绵悱恻，也有“六月望郎炎热天，我想望郎坐了船；昧了良心丢了我，陡水滩上要翻船”的心直口快和干练爽利，亦有《木姐珠和斗安珠》中所展示的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和对自由的激情信念，以及《阿姱则格布》中女性的深情守望和绝望反抗，所有的这些都形成一种地方民族传统中女性的集体性格，也奠基了北川人如羊角花一样多情、热烈又执着的情感特征。
这种情感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融入血液，成为北川人生命的底色，同时在工作、家庭、时代与社会层面展现出来。2021年底刘大先到北川之后，充分体味了这种情感特征的存在：联络员小王沉默寡言，却在工作之余执着而坚定地跑马拉松，还到厦门、兰州去参加过比赛；一位不愿意将就而离异的中年女同事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的男友，天然而坦荡；当地的法院在充分考虑情感因素的前提下判决了两个著名案例，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交融，影响全国；偶遇的婚礼中热情的人给陌生的“我”散了喜烟，并邀请“我”一同吃饭，余温一直温暖心间；灾后民众心底的感恩之情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行动，尤其是其他地方发生灾难之时，总会在第一时间站起来响应，将爱传递下去；北京暴雨受灾之时许多北川工作伙伴给“我”打来询问和安慰的电话；北川人坦然地显露出他们的奋斗激情，在灾后重建中众志成城；他们质朴恳切地流露忠诚的爱国之心，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所有的这一切，最终形成了一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博爱胸怀，也形成了一种“对爱人、家庭、时代与社会的萍水相逢的情感结构”，陶冶出关注当下、豁达率性的情感，在聚散无定的世间、匆匆一瞥的岁月之流里珍惜和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善意，在对“个体的恋慕”“祖先和本民族文化的眷念”以及对“其他同胞和整体中国的认同”中建构起一种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和现实困难，使灾后的北川快速重建并恢复生机和活力，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旧邦新命的秘密”。至此，刘大先完成了“爱”的升华，使得《所爱在远方》冲出了私人情感的局囿而上升为一种更为广袤的国族之爱，从而有效提升了文本的境界和品格。
由此可见，《所爱在远方》实际上是刘大先在较为充分地了解了北川的历史、地理、人文之后，对这片土地由表及里的情感认知，“有情”既是他“创作上的人民情怀”的生动体现，也是他所提倡的“能动的实践”的落实之处。与之前短时间内在某地进行田野调查不同，长达一年的北川挂职锻炼使刘大先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他脚不停歇走遍北川县19处乡镇，不但处理繁忙的工作事务，为地方发展献计献策，而且在工作之余积极调研考察民风民情，有效融入民众生活，既专注于其文化记忆和历史变迁的记录，又以“发现之眼”书写那些让他难忘的瞬间：既有在九曲回肠、险象环生、如在云端前行的惊险体验，也有身心俱疲、峰回路转、看见油菜花的欣喜雀然，更有自然灾害中人性的光芒带来的心灵震撼和灾后重建中顽强生命力的感喟……
北川之行对刘大先特别重要，这是他连接广大的土地和人群的重要机缘，不但增长他真切的中国经验，而且促使其生命主体的再次成长和生命格局的再次拓展。“山川志”是具有深度、广度和温度的写作，是北川世界与他内在主体相互激荡产生的结果，其中一直有一个在场的叙事者“我”的存在，由“我”来看到、听见、感知、分析和想象一切，这个过程是“我观他者”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也处处融汇着个人情感的主观化表达，或以一种人生感慨、或以一种智性启迪的方式呈现出“我”之情感波动，这又是一个“我观自我”的过程，而“山川志”也因其个人情感的注入而极具感染力，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其最为独特的部分。因此，“山川志”就不仅是刘大先对山川大地的书写和羌族人民“民族志”的记录，同时还是他的“生命志”与“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其中，我们时常见到一个充满情感的真诚坦率的写作主体对于生命的发现：“苍茫莽野之中倾泄出来的生意，是满目绝壁巉岩的安慰，隐含着不屈的生命意志”，这是他对于山川大地的发现，亦是在山川大地中对于自我的发现，人生充满磨难，亦充满惊喜和感动，在灾难面前感喟生死，在偶遇之间体验奇迹，亦在与山川的相对凝视之中，思索面向真我、实现超越的路径，让他走向自己一直追求的远方。
“远方”是一个充满着极大诱惑、有着极大魅力的词汇，它以无尽的可能性和未知的神秘感吸引着无数以梦为马的人们前赴后继。刘大先一直喜欢海子的诗：“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风意味着永不止息的奔跑，天空意味着更为高远的境界，而道路则意味着永恒的延伸和生命的奋斗，他是一个追寻“诗与远方”的人，那个曾经的追风少年在行走中感悟生命的成长和丰富，亦面对命运的捶打和馈赠，携带激情向着远方前行。他多年来跋涉于祖国的山川大地，更是通过切身的观察与实践，将“真情”与“所爱”置于其中，这是他“写大文章”的内在动力所在。时至今日，刘大先仍然怀抱着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务实又精进地继续行走，如同北川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立脚于此时此地，同时指向开放的未来与迢遥的远方”。对于北川来说，它已经“在废墟中崛起，不屈不挠地如同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而刘大先也从这片经历了巨大创伤又重生着无限生机的土地上得到启发，以一种萍水相逢的人生态度，“尽力的热切的努力的生活，无论有没有留下遗憾，都是最好的人生”。这是他对山川大地的深情表达，也是对自我生命和人生的豁达通透的领悟，对于这位“飞鸟式”的学者来说，所爱在远方，未来正在路上，作为人生追梦的旅者，唯有继续追寻，继续翱翔，并在这过程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将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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