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民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在《人民日报》《当代文坛》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影视批评。
只要表达，总还是能确信自身的存在
几年前还在学校的时候，学过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课，那些严谨的逻辑推衍大多忘却，只是对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那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的书名印象很深，“阁楼上的疯女人”，意象来自于对夏洛蒂·勃朗特《简·爱》里人物的提取。在许多有关女性身份的焦灼时刻，我有时竟会鬼使神差地联想起那个在阁楼上的女人。
《青年文学》第4期“新女性专号”，发表了李静睿的《未竟的河滩》、朱婧的《思凡》。女性在这两个故事里，分别都是权利受损的角色，无论是在高校的学业晋升中被侵犯，还是在城市中因为困顿被政治权力倾轧。我只是对两位女作者讲述女性故事的视角、语调，心有戚戚。
一个关于女性的复仇故事，是很难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来叙述的，因为它内蕴着愤怒。《未竟的河滩》在叙述时，先从派出所的青年男警员的视角进入，这是一个与核心事件无关的、“安全”的位置。可是，最终那个黑暗的秘密还是会暴露，小说转换了叙述人，由易晚星幽幽咽咽地讲述着“疯语”。但她的疯狂之声，只能以另置的形式放在小说最后，一如《简·爱》里的阁楼。
《思凡》里则有着《简·爱》那样的女性分身，作为著名学者郑老师很多年前的学生，“我”被学校抽调来调查郑老师的事。“我”见到事发当天席间的在场女老师，也见到涉事学生。在一种欲说还休、深邃平静的叙述语调下，小说最后揭开了“我”的回忆，很多年前，“我”同样是被郑老师欲加诱惑但最终逃脱的一位。《简·爱》里，那个处在阁楼的女人，不过是干净、善良的简的分身，一个被社会规训、潜意识里无法直言的自我。而《思凡》中那个追求自我实现的年轻女学生，难道不是只懂得逃离侵犯的“我”所没活出来的内在吗？除此，我们无法理解全篇小说叙述语调的那般刻厉内忍的绵绵力量。
今天，女性作家的写作离吉尔伯特写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过了几十年，离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简·爱》的时间过了一百多年，女性在社会文化中被塑造出的语言表达，似乎仍然还是那样，幽冷的，深邃的，就如同女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那般。这样想着，心中难免生出历史的怅惘。
可是，难道不写了吗？
不，只要表达，总还是能确信自身的存在。
靳庭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作品批评。
打开沉默的时刻
这两篇小说里，女主人公“我”时常处在欲说还休的状态，作者点击那些沉默时刻，呈现出背后的心理印痕，或者规则与人性的博弈。
在《马灵娜》中，也许只有把“我”的回乡理解成一段暂时的驻留，才能从眼下的生活中看到希望。这样的判断首先基于小说潜藏的“返乡—逃离”的叙事结构，它所折射的困境是，对于一些前往都市的女性，故乡/家庭并不是受伤后可以转回的避风港。父母在成长中的缺位已然中断了亲情的链接，所谓与父辈和解、“归家”疗愈，有时在“失望的女儿”那里没那么容易，因为她在另一种温度里生活了太久。
一组相似的对照（马灵娜和“我”母亲都抛下女儿，试图通过第二次婚育来改变境遇），触发了“我”对她们的审视，这种审视又无奈地消融。“我”以敷衍沉默回应母亲，自言这不是责备——也许“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她，但她的脱身以抛弃女儿为代价——因为恨与爱都需要很强的情感驱动力，而“我”的感情已经萎缩，面对稀薄的友情或爱情，也故作坚强地缩回情感的触角。说到爱情，张玲玲笔下似乎常有消极地为情所困又难以抽身的女性，《马灵娜》的善意在于体谅了造就“我”悲观性格的因素，也让“我”以适时的沉默保持自尊。
尽管处在困顿中，“我”给马灵娜女儿的建议依然透露出可能的自救：选个合适的城市。因为比起土地的束缚，城市多样的劳动分工提供了更多女性可以胜任的工作，经济独立可能让女性不再把从属性的关系作为必选项——但在轻微智力障碍的马灵娜这里，许多可能性依然被堵塞。
当然，城市并不意味着对女性更友好，城市中的女性也会面临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朱婧此前的《水中的奥菲莉亚》剖白侵害者的“前史”，《思凡》则汇集多人的叙述，连同“我”的议论，提供了更富于变化的观察角度。“我”前期的旁观调查，似乎不足以辨明这起事件的罗生门色彩，而许多未曾言明的沉默和字斟句酌的讲述一样重要。沉默可能指向“姐妹情谊”的生长，或者它的薄弱和限度（比如C的淑女观和T讲的“真相”）。结尾“我”的回忆打开了现实中难以听到的心声，而同样置于尾声的，还有“我”无意再扩张事态的选择。行动的取消和有所保留的迟疑，也许意味着以文学的方式，尝试把更复杂的欲望和动机纳入视野，从而丰富关于性别的理解。
唐媛媛
本科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在读。
普通女性的勇敢
在并不久远的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创作了女性的“她”字。女性的“她”与男性的“他”位置平等，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交汇的部分，亦有不少相斥差异的篇章。也是在同一阶段前后，中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接受现代新式教育，以稚嫩的文笔记下她们或别人的故事。因女性视角的加入，世界的图景变得更为辽远开阔，文学的版图也日渐丰裕完整。
《青年文学》“新女性专号”便可视为倾听“她者”更广阔声音的一种尝试，十五篇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四篇评论文章、一篇关于女性话题的问答，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女性议题场和文化空间，让读者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暂时驻足，重新思考作为女性的意义、欲念、情感与价值。
顾拜妮的《水形物语》是一篇读来非常自由的小说。我并不是在滥用“自由”这个词，这种“自由”的阅读感受，首先来自小说文字本身。换言之，即使作者对女性、存在有不少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理性思考，但她并未采取一种说理的方式，借叙述者或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说出。相反，她采用的是不那么明白的文学化的表达，对女性命运、精神的关注与思考，被潜藏在对物象、转喻的精细选择和刻画中。挂在卧室墙上的落雪梅花图，或许只有做了母亲才会担忧那些并不会落下的雪，在某一刻落在熟睡中的孩子身上；还有，出现雪花或是空白状的显示屏之于程序软件的bug，再之于我们每个人被抛出原有生命轨迹的“断片”时刻。
小说正是由秀妍三十岁后的生命bug起笔。她，是别人眼里“失去孩子又离婚的女人”，父亲也难以理解为何在失去孩子后，她又要选择和丈夫离婚，并放弃在外企年薪二十多万的职位。正像小说里歌词中所唱的，三十岁的女人是寂寞而荒凉的存在，没有走样的身材与男性秃顶后脑门上最后一丝头发一样，是最后也是最倔强的尊严。至于超过三十岁还离过婚的女人，压根儿没有出现在歌词中的机会和权益。人们总是有许多刻板的印象，女性一旦离婚就是被抛弃了，她就是一个“受害者”，她的生活便将沦为悲剧。在思考女性离婚/不婚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将女性看作“受害者”。
但在秀妍身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女性生命形态——大家或许忘了，她是主动选择离婚的。也就是说，她是主动从“受害者”的身份跳出来，想要在一个无人知晓历史的“空白地”开启新生活的那一个。重新开启的旅程是艰难的，也是勇敢的，这意味着她要放弃很多东西，也要与更大多数人的习惯做对抗，还要面对四十六平方小房间中缺少的人情味。但庆幸她还是走过来了，从按时吃早餐到遇见护士鲨彬彬，从接受流浪猫“火龙果”到在饲养员小武“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被抓”、只是“想看一眼每天喂养的企鹅，给喜欢的女孩送杯咖啡”的行为选择中吸取力量，在与更广袤世界的联系中，秀妍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源于她丰盈饱满的内心，并不完全局限于男女婚姻关系内部，也在广阔的社会关系里。
都说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朱婧的《思凡》和《水形物语》形成微妙的互文。《思凡》中女孩与郑老的故事，仿佛是《水形物语》中慧珍故事的延续与展开。只是这次“师生恋”事件的讲述，因其他赴宴者声音的汇入，显得更加众声喧哗与扑朔迷离。笔尖对准的方向，也由男性转为女性自身。“我”被校办安排调查郑老事件。据一位女博士微博声称，“郑老席间饮酒过量，行为失态，对她多有强迫”。“我”依次采访了出席酒宴的C老师、另一位女博士，以及两位当事者本人。在每个人对故事的讲述中，各自的身份经验与价值立场也被全盘带出。C老师称她因看见“谈话间郑老伸手去拍搂女孩，女孩敏捷地躲闪开了”而借头晕带女孩一起离开，但也不掩盖女孩在权力关系网络里是清醒一方的事实。另一位女博士则道出女孩看似软弱、实则在男友与郑老之间游移的情况。但“我”显然更清醒，因为“我”明白C老师的讲述基于年老的她对女性身体与价值之间关系的感知，而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考量的另一位女博士，似乎也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利益的人。只是在这样的拉扯中，女性自身的欲念暗礁被暴晒在阳光之下。每个人都是郑老年轻时看过的那位“七分觉醒，三分稚气”的闺旦思凡。
但我还是最喜欢小说中那个同样深知男性已全然化身权力一部分却依旧选择走另外一条路的“我”的形象。她和秀妍一样，有着我所敬佩的“普通人”的勇敢，“最终我还是去了其他学校读博，也再没有和郑老有过联系。我难过的是以共识作为狩猎的诱饵，是对珍视之物的背叛。当我作为被想象的对象存身的那一刻，我被迫脱离和世界所有的联系，我没有历史，也并不被考虑未来。后来漫长的弥合缝补，是极其孤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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