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首先是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记忆是时间的屐痕，亚里士多德将记忆归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感知时间的能力。“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或影响。感觉属于现在，希冀属于将来，记忆属于过去。”（《论记忆》)当时的一点刺激，被经年的心流温养、冲刷，时过境迁，如尘化珠，熠熠生辉。
在《千禧年》中，漫无方向的记忆被导入类型想象的道路。据DM公司指教，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大脑中的记忆就是电磁体储存的电信号，通过“Deepmind技术”将记忆数据化，就能达到“重返过去”的精神效果，那记忆数据构建的梦境世界甚至“比真实更真实”。刘建云进入千禧年的梦境后，小说分为双线：记忆内溯洄跋涉的刘建云，沉浸在温情脉脉的旧日世界；现实中的DM公司，借助各种仪器翻阅和篡改记忆，冰冷无情。记忆内外交织着“按”与“提”的叙事动作。“按”入记忆的漫长河流，叙事者就被无穷旧日气息包围，因为“从前慢”，必须娓娓道来才得从容舒展。然而叙事者不能一味跟着刘建云沉浸下去，否则小说就会写成长篇巨制，写成《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千禧年》。DM公司这个类型化的反派，一次次将我们从温柔的记忆河流中提扯出来，使我们感到现时的风如此冰冷，昼夜不息，自四面八方吹袭来。有趣的是，刘建云和叙事者共享着对于“沉浸”的警惕和随时“提扯”的自觉，当刘建云从记忆回归现在并一举挫败DM公司阴谋时，我们才恍然得知，他始终分神于过去与现在，始终在“清醒地访问梦境”。
刘建云不是沉湎于追忆的普鲁斯特，倒不如说，他立志成为新世纪的拉斯蒂涅，欲回佘山顶对全上海摩拳擦掌。早在千禧年到来时，程菁（“曾经”）就已洞悉了他：“你更看重未来”。2037年的刘建云一次次重温1999年，是因为1999年的刘建云过分急切地来到2037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那些被压抑和淡忘的欲望，在净月潭的宿命抵达后化为无法弥补的缺憾。“人终将为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留在刘建云记忆里的程菁，就成了千禧年的化身。走出充满成功狂热的青春记忆，一层层剥去，我们才捕捉到千禧年那华丽的内面——世纪末的北国大雪纷落，《精忠报国》歌声朗然不绝，流星雨划过千禧年的宁静夜空，他和程菁一同见证过那千年一回的隐秘奇迹。
与看重未来的刘建云恰好相反，《千禧年》似乎运用颇经典的怀旧叙事：重过往而略现时。千禧年的记忆叙事步履彳亍、不疾不徐，青春遍历的华丽，最终上升为天人感通的奇迹。而一旦离开千禧年的记忆世界，从2037年到尾声部分的2073年，现时叙事便浮光掠影，迅疾而跳跃，充满喧哗与骚动。尾声部分，主人公在生命的尽头回首往昔，无限静谧。然而，这种着眼于怀旧情绪的读法，却对于小说结构的一大特点有所忽视——楔子和第十节叙述的两桩千禧年奇迹，与小说其他部分始终保持着暧昧的距离。在小说楔子和第十节的描写中，千禧年不仅是线性历史的时间节点，更以奇迹般的宇宙力量，指示出世界与历史统一体的断裂点，是对日益技术化的庸俗世界展开的激进否定。
《千禧年》的第一到第九节，从2037年这一“后千禧年时间”起笔，以DM公司阴谋的展开与败露为叙事推力，通过平行蒙太奇的双线叙事方式，叙事者交叉记忆世界与现实世界，既以频繁的叙事变速造成阅读刺激和悬疑效果，也以有主次、有详略的叙事安排，将DM公司借由日记而重构的记忆世界叙述为真实的“过去”。第九节的叙事反转，既对前面铺设的所有伏笔进行回收，也在叙事形式上否定了以技术建构记忆世界的合法性，完成对技术性记忆的逆转与反抗。然而，这一反转也动摇了此前记忆叙事的可靠性。小说的千禧年叙事，并非自然而然的青春怀旧，它从一开始就具有蹑踪追隐的目的。
从“直捣黄龙”到《精忠报国》，从大爱小爱的论辩到千年一遇的流星雨，刘建云的千禧年记忆，无数次同两场千禧年的隐秘奇迹交臂而过，当时的他懵然不觉，后来的他若有所失。后千禧年的刘建云，并不受困于DM公司的小小阴谋，他焦虑的是身处千禧年“之外”的位置。直到小说进入尾声，这种焦虑也没有得到缓解——“刘建云忽而觉得真是活得太久了，一部老电影已经演完，影院即将打烊，而他无处可去，卡在莫名的空洞中，烦躁而忧伤。”
尽管《千禧年》以记忆立足叙事，但记忆本身不是重点。刘建云访问记忆，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缺憾”，更是为了“在梦境里找什么”——用拉康的话说，为了寻找“对象a”（objet a）。对象a无法通过语言表述，因为它是主体进入象征界时，或者象征界制造出主体时，被抽取、被剥夺、被遗忘之物。拉康将对象a视为欲望的成因，和表达主体终极欲望张力的“剩余”，它位于全部欲望不可企及的边缘，并且任何欲望都不能耗尽它。
如果说对象a是“欲望的真相”，那么在追索对象a的过程中不断跌落的体验，让我们窥得在象征界与实在界的交汇处、在“宇宙的缝隙”中绽放的审美辉光。拉康曾以“典雅爱情”的欧洲文学母题为例，指出所有骑士关于贵妇人的赋魅和爱欲想象，均源自回溯性的建构，“典雅爱情”实则围绕虚空展开。情人是对象a的化身与阻隔，正如“美”是“真”的诱惑与屏障。以青春爱情记忆的形式展开叙事的小说主体，始终在千禧年“之外”，它环绕虚空般的楔子和第十节展开自身，并在对象a/“千禧年之谜”的追忆过程中，重复趋近和跌落的循环，由此升华出动人心弦的爱情传奇。
壮烈的歌声、青春的胸口，以身体的碎片化形式指示对象a的运行痕迹，然而，通过文字符号触碰符号不可捕捉之物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于是字迹化为无形，真实消隐于记忆深处。正因它永远处于记忆不可企及的核心缺失中，叙事者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代为铺排。
想象遥接永恒，向无限的外部开放。所谓“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雕龙·神思篇》），充盈的想象力将永恒之物具象化，自然世界内部包藏着的灵幻之影，被接引为一息间的心灵启悟。想象是一场追逐永恒之魅的心灵旅程，瞬息万变，动荡莫测，却能在偶然间抵达自我与自然、时间与永恒的和谐与完满，过后即又消逝无形。匪夷所思，莫名所以，仿若奇迹，再精妙的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也无法抵达。这是小说家的权柄，仿佛太初有言，亦庄亦谐地唤出晨曦，照亮经验的庸常、记忆的蒙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在《千禧年》中，记忆与想象作为身体的内在觉知力，比AI技术更深切地抵达宇宙万物近乎无限的神秘整体，这与科学时代的共识，尤其与科幻小说的“定律”相抵牾。其一，当“地外文明”“黑暗森林”的宇宙社会学取代“天外飞仙”“八荒六合”的神思玄想，所谓“宇宙的无限性和整全性”，已成为一则古老过时的迷信。其二，“技术感知力”升级或取代了人类感知力，千百年来对宇宙、时间和自然奥妙的不懈探勘，统统被归入“洞穴地理学”的次级范畴，走出洞穴，探索真实，必须依仗精准的技术而非含糊的心灵。《千禧年》在表面上借助科幻小说的形式，乃是有意向上述两种科幻共识提出异议，科幻想象的数码表层下，流动着浪漫派的华光绚彩。记忆不是数据，正如“心脏不是心灵”。技术的进步，不也可能是想象的退步？记忆的膨胀，不也可能是对心灵的遗忘？从这一角度来看，与其说《千禧年》是对1999年的怀旧，不如说是对想象力的怀旧。
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冲击，19世纪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的先锋文学链条，未能抗衡工业技术的变速，而后起的先锋写作沉沦于内心世界，制造工业社会的存在主义神话。卡尔维诺批判这一先锋文学进路依靠本能—存在—宗教的根本动力，他由此提议，先锋文学应该继承保罗·塞尚、毕加索等人具有理性的形式先锋派：“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客观事物的非人性化，从而完成对内心的回归：这个由技术和生产构成的世界在形式上的模仿过程，也变得内在化，成为一种目光和一种与外部现实建立联系的方法。”（《挑战迷宫》）然而，这或许只是以文学建筑学代替存在主义的文学占灵术。形式技术层面的外向性与共同性，并不等同于现实性与普遍性。诚如卡尔维诺自言，面对由认识论—文化迷宫构成的文学，真正的出路不存在，一个迷宫总是通往另一个迷宫，寻找出路的毅力构成迷宫游戏的享乐要素，而这个游戏的核心是迷失。就此而言，卡尔维诺所表彰的“挑战迷宫的文学”，或许无法与他批评的“屈服迷宫的文学”或“先锋派内心主义路线”区别开来。先锋文学在工业社会的“进路”或“出路”，始终悬而未决。
透过百余年来工业社会与先锋文学的张力，再回到《千禧年》，我们能从数码革命的重重魅影当中，捕捉到19世纪文学的先锋精神。在凯歌高进的技术浪潮面前，文学有沦为巫术或技术的危险，《千禧年》“未绝大冀于方来”，不在琐碎凌乱的心理描写纠缠，不以迷乱精巧的结构设计取乐，而是返本归元、“直捣黄龙”，以科幻的叙事形式激发属于当下的“神思”与“心声”，在记忆技术的重围下赎救我们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想象力。相比千年一次的流星奇迹和水底可能蛰伏的黑色巨兽，作为“科学幻想”的记忆技术显得多么现实，现实到它分明还未真正到来，却已变得庸俗不堪。新千年的科学机器仍在开疆扩土，进军记忆世界是自然而然的逻辑顺延。面对科学的心灵化，或者说，面对心灵的科学化，《千禧年》执拗守望着原初的自然王国，在天文（流星）与地理（洪水巨兽）之间，叩访心灵的隐秘角落。借助对记忆危机的想象，小说家暗度陈仓，以过去的名义，向未来发起捍卫想象力的阵地战，预演人类风萧水寒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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