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合著的《山这边，山那边》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作品详细记述了一条新闻线索在30年间持续发酵并不断产生新闻效应的情景。以劳罕为首的四位作者就是围绕这一新闻线索进行采访、调研的直接参与者。一条新闻线索是如何推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并让这种推动力持续了30年之久，我们完全能够从这部作品中寻找到答案。我虽然是做文学批评的，但凭我的直觉都能感到这部作品所记载的是一个具有极大价值的新闻案例，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经典性的作品。然而我更愿意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阅读这部作品的收获。我也并不是要分析它的文学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说句老实话，在我读完这部作品后，我就羞于大谈文学性了，尽管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文学性，几位作者在文学语言上的追求令人折服，但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批评家们在评价报告文学作品时往往带着一种文学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遮蔽了批评家的眼睛，以致他们只会用文学性的一些陈规去挑剔作品，而忽略了报告文学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山这边，山那边》把我从文学的优越感中惊醒，我强烈地感觉到，文学应该向新闻学习，作家应该向优秀的新闻记者学习。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海量的新闻，作家要向新闻记者学习什么？首先是要学习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们能从海量的新闻事件中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对记者有一个误解，以为他们只要做到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记者确实是在记录真实，但他们在记录之前有一个发现的过程，发现现实中最新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尤其体现在发现上，记者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新闻素材，他必须有发现的眼光，一眼就能发现哪些有价值哪些价值不大。1995年，劳罕作为一名中央大报的记者，听到了一条相邻两个村子在改革致富上有差异的新闻线索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价值。这里面的价值不是随便哪个记者就能发现的。那时候，农村改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村子通过努力致富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因此并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但是这一次劳罕听到的是相邻两个村子的对比，他就是从这种对比中发现了新闻价值。
发现的眼光是用思想训练出来的。因此优秀的记者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没有思想的记者顶多是一架照相机，而且还可能是由别人掌控快门的照相机。劳罕就是凭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趋势的整体认识，和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发现了这两个村子不同变化的内在原因，当年他写出《山这边，山那边……》的新闻报道，不仅真实记录了两个村子的现状，而且敏锐地指出，观念更新已经成为持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写道：观念能够生“金”，绝不为过。后来为什么劳罕又会第二次再去两个村子采访，也与他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他从中国改革所发生的新变化中感觉到了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在这两个已经处在农村改革前沿的村子里产生什么影响？他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再去采访的。书中的“第四章”是专门写第二次采访的，作者们在这一章的开头就首先对全国农村改革的现状作了一个整体性描述，也许按新闻写作的说法，这是在交代新闻背景。这个新闻背景也就是作者的思想出发点，我们了解了作者的思想出发点，也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接下来所进行的采访以及两个村子为什么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往往只看到记者忙于追踪新闻而去，却没有看到优秀的记者总是有备而去的，这个“备”就是思想之“备”。《山这边，山那边》让我们看到了，一条新闻线索是怎样在记者思想有“备”的状态下得到最充分的开掘。带着思想去采访，特别是带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去采访，接下来的写作就成功了一大半。我觉得，几位记者作家每次去采访都是有备而去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作家好好学习。
劳罕和后来加入采访写作阵营的几位记者作家在30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两个村子进行采访报道，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写出新意，我从中又有了另一个新的发现：记者也要打一口自己的深井。打一口深井，是小说家的一个说法，小说家还会引用福克纳的话来自勉，福克纳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山这边，山那边》让我对记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首先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逐着现实中的新而四处奔走，同时他们也会凭着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开掘属于自己的新闻深井。洑家村和下吴村这两个村子就是几位记者作家开掘的一口新闻深井，他们守着这口深井30年，不断地从中开掘出有分量的新闻来。《山这边，山那边》就是这口新闻深井不断汩汩流出的清洌。能不能给自己挖一口新闻深井，还是在于记者的思想。井是不变的，记者的思想却在跟着时代和现实的变化而变，在变化中不断地深化。从第一次采访的揭示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第二次采访强调要做农村改革的升级版，要把思路放到转变增长方式、推进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上来。再到第三次采访强调，农村发展既要重视“硬件”，也要重视“软件”——不仅要口袋鼓鼓囊囊，更要脑袋亮堂堂。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采访，思想在不断地递进，新闻在不断地深入，而这种递进和深入又与时代发展的节奏相合拍。2023年的再次采访，其实是在以这口新闻深井印证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从这里引出一个新的思考：苏皖合作。为此作者专门写了第七章：两家成了一家人。在几位作者的笔下，两个村子的合作就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缩影，通过这一缩影，我们看到了中国做强做大的整体趋势。当然，从一开始，劳罕去两个村子采访就没有把思想拘泥在两个村子里，他始终有一个全中国农村的大格局。这也有点类似于毛主席当年所说的解剖麻雀的思想方法。30年的两个村子的报道，也完全应和着农村改革起伏变化。这本书最后把目光投向中国农村的未来，几位作者以“步子”“样子”和“路子”既凝练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美好未来，中国的农业正在全面升级，生产方式踏着科技的步子；中国的农村正在全面进步，乡居人家有了精致的样子；中国的农民正在全面发展，千家万户走上富裕的路子。可以说，这本书始终贯穿着思想的力量。
我称《山这边，山那边》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创意就在于它不囿于报告文学惯用的文体，而是以新闻性和思想性的相互印证作为叙述的内在逻辑，在新闻场景的具体呈现中完成思想的阐释和辨析，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性非虚构。这样的创意难道不值得报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学习吗？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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