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读者是“何方神圣”？
作为文学图书的出版者，一直很想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在哪；随着时代革新，文学读者诞生的土壤是不是也在同步变化？传统媒介时代，读文学书的集中于教师、大学生、白领等高知人群。当时图书推广的方式也验证了这一论断——作品只需在都市报副刊连载或推介，图书销量自会稳步攀升。然而，一旦步入互联网时代，“副刊的黄金时期”便不复存在，这批曾经的文学读者仿佛瞬间消融在短平快的信息汪洋里。遵循5G时代的规则，一切基于网络的用户都可用大数据使其“显影”。从线上购书数据分析，购买纸质书的75%以上是女性，地域分布以一二三线城市为主，年龄段以25-45岁中青年居多。男性读者购买纸质书的占比不大，集中在带工具属性的社科经管类，且更倾向使用电子书。颜值高、装帧独特、有煽情文案的文艺类图书，往往更受女性读者欢迎；主打“理性消费”的知识型图书，青睐简洁明快的设计和有干货信息的文案，与男性审美基本匹配。上述结论正与多数分性别营销的商品趋同。
我们常常感叹，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期刊式微，文学纸书销量一路断层式下滑。缺少了曾经的主要载体，文学似乎变得愈发小众。是读者变了？还是出版没能跟上变化？上文提到，按数据推断文学读者及购书群体多半是女性，出版方似乎可以参考其他商品采取些针对性的市场对策。但图书又与其他消费品不同，专业的出版者骨子里不屑以博人眼球或过度包装来取悦读者，认为只需将图书出版好，信息发布出去，读者自会找上门来；另一方面，图书行业几近透明的成本构成和低折扣策略也让营销空间越来越小。
迄今为止，文学图书的生产宣发模式尚未发生太大变化，还是主要从出版社关注的作家列表里组稿，从文本出发来凝练宣传卖点：一个重要维度是放在文学史上看是否有可安置的坐标或参照的谱系。宣推标配是引用文学奖项或专家点评为作品增添光环，发布书评书讯等软文，举办各类研讨、分享会等等。这些延续多年的宣发举动固然能拉动些业内的品牌影响，但对大众读者的渗透力愈发有限，遑论销售转化了。究其原因，如今文学书的宣发动作囿于小众文学场域，传播力远远无法与互动娱乐性强、信息密集的短视频和直播相比。与此同时，实体书店的衰退不仅使得图书丧失了上架空间，也让读者选书变得更困难。试问除了“出圈”的余华、莫言、史铁生等，为年轻人所普遍熟知的当代作家还能数出几位呢？即使那些想读书的人，逐渐也不知从何读起。通过流量运作，拼命“输出价值”的带货视频，套路久了只会令读者失望。如何弥合这种信息断层，是当前出版者面临的挑战。
专为女性群体做书，这一命题成立吗？
作为一家老牌文艺类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凤凰文艺）坚守住了文学这个专业方向，出版工作几乎与当代文学史同步。立足发现好作家，奉上好作品，对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写作者保持关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凤凰文艺陆续出版过大量现当代女作家作品，略做盘点便有林徽因、林海音、萧红、冰心、苏雪林、琦君、舒婷、迟子建、王安忆、池莉、徐小斌、海男、张辛欣、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娜夜、何向阳、斯妤、裘山山、虹影、范小青、王旭烽、乔叶、叶弥、鲁敏、潘向黎、朱文颖、林那北、郝景芳、张悦然、孙频、唐颖、巫昂、汤成难、孟小书、三三、栗鹿、徐小雅、西门媚、李芽、周洁茹……80余位作家的数百部作品。这里面既有专业女作家，也有跨界写作者，如杨澜、田艺苗、沈燕妮、席越等。2006年起，凤凰文艺出版了一套当代女作家散文系列——“百合文丛”，整建制推出了铁凝、迟子建、毕淑敏、简媜、张晓风等近30位女作家文集，无论是丛书体量还是作家分量都引起不少关注。
尽管每年都会有不同类型的女作家作品问世，但出版社也只是按惯例归入产品线和出版规划，并未抽离出来单独考量。与女性话题的升温同步，认真思考“女性图书出版”也是近三年的事情了。从创作主体看，循着萧红、丁玲、张爱玲的轨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绵延至今，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女作家们的创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根脉络，女性从传统社会身份里跳脱出来，开始重新审视“从来如此，便对吗”，越来越多女性从社会陈规的层层包裹中解脱出来，做回自己，彼此倾听，勇敢表达。因此，优秀的女性文学即使脱离宏大叙事，书写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依然潜藏着女性的独特视角与全新洞察，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认知升级或同频共振。
从读者反馈看，除去《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这些长期“霸榜”的文学经典，爱丽丝·门罗、安妮·埃尔诺、埃莱娜·费兰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迟子建、李娟、张怡微等诸多女作家逐渐覆盖多个文学榜单；《我的阿勒泰》《使女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这类有热门影视加持的作品更是催生了对文本的重读和话题的热度，让一批女作家成为女性读者心中熠熠生辉的文学偶像。
女性题材不仅成为大众出版的重要内容，在整个文化消费领域，女性元素也已超过半壁江山。与阅读同理，女性也是影视业的消费主力，女性观众的反应直接影响着口碑与票房。现代女性对文学和影视作品的评判标准一致——不是漫无边际地取悦女性，而是能以艺术的方式真诚表达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复杂精神图景。叙述的代入性、角色可阐释性越强，才越成功。
尽管越来越多的制片、导演、编剧意识到女性群体的重要性，但诸多打着“女性”旗号的作品中，真正被女性观众认可的仍是极少数。可见，女性意识不是标签，无法强加硬套，读者与观众是无法被糊弄的。哪怕不是女性题材，女性角色也会被摆在性别天平上，衡量其是否处于“男凝”、被“扁平化”。无论是去年热映但口碑两极化的《消失的她》《芭比》，还是近期因鲜明女性立场大火的《坠落的审判》《不够善良的我们》，一旦涉及性别话题，对影视剧的评价也变得更加热烈敏感。诚然永远不会有符合观众期待的“完美女性角色”，但争议不仅不会影响作品本身的热度，反而添了一把火，吊足了观众对下一部女性题材的胃口。
这些受欢迎的女性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完美契合社交媒体“病毒式”分享属性，令传播力不断放大。在大众传播领域，接地气的“达人”完胜学院派专家。无论小红书、豆瓣、微博的短评、笔记，还是up主们，都善于使用与平台最契合的话术抒发胸臆。视频无疑是更适合情绪传播的平台，不知是谁发明了“弹幕”这种让观众能边看边聊的“同屏共建”，一部作品的共情效果得以实时显现。up主们以饱满的情绪、丰富的表情、个性化的讲述感染着尚未读过、看过的人，看客们同步回应，再不断二次分享。剥开层层包裹的主题外衣，“情绪价值”“情感共鸣”“自我代入”成为以女性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消费品最常用的痛点。
这样的作家队伍、作品储备、读者人群和传播现状，使得“女性文学出版”这个课题得以成立，且远远不止传统意义上的“把书做好”，更要对作家、作品、读者、传播等各个链路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入思考。
从一个选题到一个新的出版中心
和北师大张莉教授相识于2021年末的一次餐叙。满满一桌人，我恰好被安排在张莉教授身边。当时她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合作即将到期，正在物色一家志同道合的出版方来继续女性文学年选的出版工作。那是女性文学年选走过的第三年，从无到有积累起了品牌影响，不缺媒体报道，也拥有了不少“一年等一回”的忠实读者。我即刻表达了合作意愿。张莉教授的回复是：我需要你们出一份关于女性文学年选的出版方案，然后再决定是否合作。
短短三年，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为何能有如此影响？后面的年选应该如何呈现给读者？带着问号，我找齐了2019-2021年度的中国女性文学年选。看完作品，再打开豆瓣、小红书、微博和多个图书电商的文学页面，与女性相关的各种关键词不断跃入眼前，最后汇成一个同心圆。圆心所指就是“为女性读者做文学出版”这件事，需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件事不仅值得做，而且应该大张旗鼓地做下去。
于是，我牵头撰写了女性文学年选的出版策划方案——更准确地说，已经升级为“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的整体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这个新型出版中心的“建模”逐渐清晰，女性文学年选的出版恰好可为它搭建第一座地基。
在张莉教授之前，国内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年选。2020年，张莉主编的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年选问世，甄选出当年度女作家创作的20部最佳短篇小说。“第一部”意味着填补空白和树立标准，也免不了被观望、评判甚至质疑。当做到第四年，越来越多女性作家进入公众视野，“女性写作”成为文学热点，女性话题冲上热搜，女性需求成为关注的焦点……此时的女性文学年选也面临一个转折点——焕新。凤凰文艺与张莉的合作恰逢其时。2022年度的女性文学年选首次拥有了独立主书名——《暮色与跳舞熊》。伴随书名变化，女性文学年选的样貌也灵动起来，彰显出时尚的个性气质，并首次收入了非虚构作品——阿依努尔的《单身母亲日记》。这一举动也预示了女性文学年选的新变：从2024年开始，以小说为主的年选变为小说和散文各一本，《明月梅花：2023年中国女性小说选》和《流水今日：2023年中国女性散文选》，文体兼容度更高，收录的作家作品数量翻倍。
张莉教授领衔的女性文学年选编选团队读遍了当年度几乎所有女性文学创作果实，再从中筛选兼具女性意识和文学性的20篇佳作进入年选。题材从女性处境、情感婚姻到历史长河和浩瀚宇宙，文体从天马行空的小说到真实日常的散文。作者代际涵盖“30后”到“90后”，确保不同年段的读者都能读到“没有代沟”的文字。既有成名已久的女作家，更有初涉文坛的青年作者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陌生面孔，让文本的多样性和当代性更为鲜明。
女性文学年选坚持的选稿标准是女性视角与文学表达并重。小说卷和散文卷分别以“爱，秘密，远方”及“此在，记忆深处，远游”分辑，延展向现实与精神世界的不同角落，亦显示了女性视角的跳跃开阔，是咫尺间的闺房私语，也可以是光年外的宇宙星辰。这里面有对“母亲”身份的重新认识，有三代女性的命运交织，有面对性别侵害的无声抗争，有痛失爱人后的艰难重生，有对世俗眼光的突围和蔑视，有对囿于传统的女性“怒其不争”，也有对宇宙生命的反思，对古往今来的遐想……一人一世界，或细腻或深邃，每位女性的写作都定格成异彩纷呈的人生切片。透过她们，我们能望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和更丰盈的精神光谱。正如诗人、学者何向阳所言：“今天女性纷纷拿起了笔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女性在这样一个时代，焕发出了旺盛的创造力。”
在这样一个女性写作与阅读均趋于繁盛的时代，女性文学年选不再是孤军奋战，她正伴随作家与读者一同成长。女性文学年选特有的排列组合，让女作家们得以在年度女性文学样本的群像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彼此启发和勉励；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启蒙式的阅读选择——女性文学年选或可作为女性文学出版方阵中的一个索引。读者可以通过选本走近当代女性文学，从中寻找共鸣的文字，锁定关注的作家。同样以此为起点，一个全新的出版中心开始迈出第一步。
为“她们”做书的重大使命
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熟知的中国女作家少之又少，读者读到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为男性作家写就。上世纪40年代，丁玲、萧红、张爱玲等更趋成熟和深入的写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女作家们的书写为女性命运呈现了多种可能性，也鼓舞了更多女性勇敢执起笔，迈向更幽深处。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渐入佳境，硕果迭出。其中的重要贡献正在于，很多女作家的写作无论题材、视角，还是语言、风格，都打破了既定常规和刻板印象。女性书写不再迎合或追随，而更彰显个性锋芒，呈现出开阔的视野和无畏的表达。正如人类社会是由男女构成，创作也不应局限在单一的性别视野里，看见并听见“她们”，才能构成对文学、社会、时代和人类的完整认知。
既然是出版中心，首选需要解决出版什么的问题。随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女性写作成果不断累积，女性写作的关注度和女性阅读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女性创作成果的不断梳理总结就显得更加必要。作为出版方，我们高度认同女性文学年选的宗旨——为中国女性文学保存年度样本，从中看到当代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及文学气质的变化，也通过这样的作品新编来记录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不是让你觉得舒畅和爽快的，她是用文字来刺痛你的、触动你的、让你深思和重新发现的，就像读萧红《呼兰河传》和张爱玲《金锁记》，读到易小荷《盐镇》里那些难以逃脱重重藩篱，但极具生命张力，或纠结敏感或顽强刚硬的不同女性。因此，女性文学创作的专业力量必然会纳入女性文学出版范畴，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写作范本。
当代女性作家不断产出的文学作品，全球范围内的女性文学经典，逐渐形成稳定的女性读者群，可作为女性文学出版的圆心。新媒体时代既催生了新一代的读者，也催生了新一代的作者。发表平台的多样化和创作方式的自由化，普通读者与专业作者间不再有万丈鸿沟。网络让“一夜成名”成为可能，流量作者比起传统作家更适合互联网营销。相信未来会涌现更多的“杨本芬”“范雨素”，各行各业女性都可以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她们的人生故事甚至比写作本身更吸引普通人，但不应止步于此。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所关注的作者，不应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也并非对流量作者亦步亦趋，不妨将目光转向真诚发声的普通写作者，发掘他（她）们在生活现场的创作潜质，为他（她）们提供创作指导、阅读养料和发表舞台，包括提供出版“第一本书”的路径。
因此，女性文学出版的作者阵容涵盖了专业作家到业余写作者，可以不断画出向外辐射的同心圆。我们希望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都能兼容并蓄、绵延不绝，大家各取所需。唯其如此，中心出版的作品才能如火炬般传递给更多读者。
不同于任何传统编辑部，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应该如何运作？简单说，需要关注当代女性群体的阅读、写作、心理和生存状态，探讨、总结、梳理女性写作取得的成果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为女性写作和女性阅读搭建更好的交流、分享、传播及研究平台，为女性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不断发掘新生代女性写作者和其他在场者，推动新时代的女性阅读和女性写作向着多元化、开放化、深度化发展。落脚到具体工作，至少需要包含：有节奏地甄选并出版女性题材图书，持续为女性读者提供阅读服务和写作指导，定期策划女性读写的相关活动，及时归纳总结女性创作成果，分析女性读者的需求变化，让这个彼此缠绕的链条相互拉动，不断旋转向前。
作为出版方，为女性读者打造图书是关键的第一步。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固然紧紧围绕女性这个群体，但依然是开放而非排他的。打个比方，适合女性阅读的书不仅限于女作家写的，关注女性阅读和写作的也不一定全是女性。在适合女性阅读的图书里，女性文学占有相当比重，需要专门梳理出版线索；在严肃文学外，涉及女性的情感、成长、心理类图书也是大量女性读者所需。以女性视角为观照，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宽广。
未完的课题：重新审视作者、作品与读者
相较于过去以作家、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图书出版，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的工作是从读者角度出发换位思考，既有对经典作家的梳理沉淀，亦有对年轻作者和创作新兵的关注扶持，出版与传播双管齐下，作家与读者同等重要。
伴随时代，读者是与创作同频共振的。根据统计，女性读者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她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也超过男性读者。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女性独特的共情力。具有女性视角的作品无疑更能激发女性读者的共情和讨论，而女性视角、女性意识正是以往很多文学作品所缺失的，于是，经典文本亟待被重新解读和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重读《简·爱》，会代入“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视角，男女主看似是灵魂伴侣的浪漫爱情背后掩藏着“渣男”酿成的情感悲剧；重读《伤逝》时，当男性读者为男主“川流不息的吃饭”鸣不平时，女性读者会敏锐地指出，潜藏在“川流不息的吃饭”背后，是女主“川流不息的做饭”……促成这些“重新发现”的，恰是有着女性视角的新作者和新读者在崛起。
随着自我修养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升，当代女性迫切需要一个专属平台，自由选择和分享自己想要的生活，畅所欲言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近些年，出版市场的“女性主义热”和主打女性的社交平台“小红书”火爆，女性阅读专区和女性独立书店的兴起，也正是这些旺盛需求的映射。《秋园》《盐镇》等等非名家写就的优秀作品通过新媒体社群的口碑分享拥有了大量忠实读者，图书评论区满溢出读者的阅读共情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社交平台上，大量女性惯于分享日常好物，从金句到故事再到角色和自己……阅读也成为时尚生活的一种，女性视角触发的惊人共鸣直接带来产品热销。但无论是作为传播渠道的社交平台，还是作为销售终端的书店，能够持续为读者做的实在有限，是时候该出版方出手了。
相较于有原创力的作者，出版者的意义更在于发现、选择、引导与传播。于读者而言，好作家和好作品才是王道，把好作品传递给读者，需要出版方精准及时地发现他（她）们，以巧手为其抛光，借网络为其呐喊，找到“潜伏”的读者，留住他（她）们。配合图书出版，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需要为女性读者们搭建起一个“精神家园”，不断供给与人群匹配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适合女性的图书及文创、围绕女性话题的阅读分享、针对专业读者的写作指导及出版服务等等，成为一个集产品、服务、活动、交流于一体的社交平台。从表面看，这似乎已经超出图书出版者的身份范畴，但从底层逻辑看，出版本身就应包含“发布与传播”，除此以外，今天的出版更需要以品牌和特色服务来吸引固定读者。
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陆续推出了#她们在写作#的阅读话题，每月衍生一场细分主题直播，邀请女作家们走进直播间，与读者对话，分享自己的人生和写作经历。在没有“流量”加持的情况下，在线人数过十万，话题热度不断攀升，连续上了几次热搜。令人宽慰的是，女性读者确实更能从阅读中汲取力量，在分享中获得满足与成长，女性的天性敏感也让她们更有以写作来表达自我的意愿。
最后，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变得小众了吗？至少从女性读者的反响来看，答案是让我们振奋的。或许应该重新回到文学的定义，这些被赋予思想和情感、具有艺术之美的文字反而传播得更快更广，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文学的现场。聚焦到文学阅读，无论在书展还是分享会现场，都会有女性读者询问：“有没有适合女性阅读的当代小说？”“有没有针对女性读者的书单？”5G时代在加速文学跨界传播的同时，却也让每个人都被大数据来重新划分圈层和投喂信息。一位有阅读习惯的读者想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流里发掘真正合心意的书，显然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且结果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读者和作者的身份从来都是可以兼容和相互转化的。很多读者乐于分享好书，同时也希冀自己能成为执笔者，被别人读到。倘若无人牵线搭桥，读者和作家、作品便各自散落了。正因如此，希望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能成为一根绵延不绝的生命纽带，串联起作家、作品和读者，让她们彼此找到并肩前行，全新构建起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出版生态。
以女性创作与出版中心为起点，为特定读者选书做书，为作者与读者搭建桥梁，让女性和文学互相成就，既是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驱动，也是出版者的自觉和时代的印记。中心的出版工作需要更多专业人士介入，需要更多的作家、读者、出版方加盟，可以无限延展下去，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与出版更加完整与丰饶。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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