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文本之前，乍看雷默这个短篇的标题《断舍离》，任谁都会联想到山下英子那本几乎可称得上名闻遐迩的《断舍离》。不买新东西，处理掉旧东西，舍弃对物质的迷恋，那本书大致上就是这个主题。当然，雷默不可能简单套用这个主题（即以小说的形式阐释之），但也不至于文本传达的信息与此毫无瓜葛。
小说标题的暗示性如此之强，令我在阅读过程中时不时地生出一份疑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遗漏了什么，怎么还不见“断舍离”现出原形？阅至约一半篇幅，疑虑仍未消除。乃至“一个怪异的和尚靠在门上嘻嘻笑，他指着孩子喊起来：灵童转世，灵童转世！”，才有醍醐灌顶之觉悟：既是“灵童”，难不成要被普陀山的寺庙收回去？果然，从那个“怪异的和尚”道法点破天机开始，随之“孩子”的母亲筱青的表舅和尚附和“可能有一些道理”，直至方丈感叹“修行了几十年，从未碰到过这么有慧根的孩子”，并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孩子在你们身边养着不见得是好事，如果有机缘，还是早日送来寺里为妙”，至此小说这张弓，弦拉到了最大。是把箭射出去，还是让弦慢慢往回收，软着陆？父母面临的抉择，也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所在。
情节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做父母的断没有把孩子像箭一样射出去之理，孩子可不是山下英子笔下的旧物，怎能说舍弃就舍弃？父母急匆匆地把孩子带回家，哪怕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接下来的日子可想而知是煎熬的，筱青“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暗处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孩子”实属情理之中，而孩子种种异样举动无疑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孩子对他原来的玩具逐渐失去了兴趣……仿佛一夜之间孩子像换了个人……方丈送他的那本经书变成了他的新宠”，无奈之下的筱青“悄悄地把经书藏了起来”。既是心爱之物被藏匿，换成一般孩童，常见的反应必然是哭闹，孩子却“不哭也不闹，反而乐呵呵地问她，是不是她故意把东西藏起来了”，俨然一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得道境界模样，也难怪作母亲的“一下子觉得有些陌生。慌乱了一阵”。岂止是陌生，简直是可怖。
孩子的“怪异”表现还在延续，直至他在某日因经书被筱青当面夺走而直言相告，“我觉得做和尚也蛮好的，我喜欢普陀山”。尽管这话语对筱青来说犹如“一记晴空霹雳滚过”，但对于读者而言，差不多已是水到渠成。孩子去意已决，还有那莫名的忧虑——相信筱青和父亲郭嘉都尚未忘却方丈的临行忠告：“有的人生来就不宜在尘世生活，硬留在身边，只会多病多灾，不妨早点放手，也是一种解脱”——时隔一个月，父母再次把孩子带去普陀。却不能说是父母送孩子去当和尚，而只是“看看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眼尖的读者会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做父母的自我安慰罢了，命运早已注定。
《无常经》有言“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大意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在的相貌由心里所想的决定。就本小说而言，孩子相当于是自己要去做和尚，而父母被迫顺从了他的主张。道法和尚看着孩子惊呼“灵童转世”，方丈表示“这孩子有缘”、“有慧根”，这便是“相”；而这“相”，是由孩子的“心”所生。由此可见，小说体现的更多是客观因果论（即客观唯心主义）而非主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符合佛教偈语要义。由父母带着孩子初去普陀还愿前溯，作者早已埋下伏笔。婚前的筱青“是不喜欢小孩的，她尤其看不得孩子的哭闹，碰到那些无理取闹，声嘶力竭哭喊个没完的孩子，筱青总会厌恶地说：真恨不得掐死他！”，言之凿凿，简直就是飘扬在婚后岁月上空的可怕咒符。筱青厌恶小孩并非空穴来风，缘于抓计划生育年代，远房表叔表婶躲避在她家还没造好的房子及旁边地窖里的那段经历，尤其表婶作为一个孕妇的邋遢、不雅、狼狈的形象给予她的“一种生理性的恶心”。那童年时代的记忆可是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影响至长大后的筱青，不是一朝一夕可消除的。
成婚时的郭嘉，显然是默认了与筱青组建丁克家庭（这是成就姻缘的前提），但他从事外贸工作，得经常把筱青一个人丢在家里，再加上抚养宠物狗致使她得了哮喘，“筱青的性格在病愈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终于在婚后第二年，她默认了郭嘉生孩子的要求。可诅咒在先，孩子不是你想要马上就会来的，“每个月，筱青总会准时地迎来她的老朋友”。他们“不是备孕了好长时间都没怀上吗？”，可孩子终究还是有了，为啥？因为在备孕那段时间，郭嘉参加了单位组织的普陀山工会疗养活动，“因为送子观音的传说太厉害，郭嘉心里忽然动摇了……于是他恭恭敬敬地烧了香，在心底里默默地许了个愿。愿望跟孩子有关，同事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站在送子观音的旁边，左手摸着那小孩莲藕似的大腿”，“从普陀山回来后不久，筱青真的怀孕了”。这便实实在在地套上了因果论，佛门恩赐你孩子，佛门也可以收回去。前述筱青对孩子的“咒语”也还声声在耳，你不是厌恶孩子嘛，你不是诅咒孩子去死嘛。无论郭嘉还是筱青，这也是“命由己造”的因果论。孩子出家的“果”，妥妥地来自于父母的“因”，“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孩子，孩子，从始至终无名无姓，既是作者刻意为之，亦暗含了孩子只能是在父母的家里犹如昙花一现般的存在，终究是要“断舍离”的。
塞涅卡在《致鲁西流书信集》中有句话，“永恒法则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于生命，只给了一个入口，却提供了千万个出口”。愚公移山如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如是，“孩子”要出家做和尚亦如是。是，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虽孩子是你生、是你养，但他首先是个体的人，不是你的私有物，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必然要走上承载着普世价值观的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世俗道路，命由己造，非父母“造”也。亦暗合了存在主义积极乐观的一面，即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选择权”。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和时间》说，“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萨特在其著作《存在与虚无》里与此呼应，“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筱青和郭嘉执意忤逆“佛门旨意”和孩子的自由意志，坚持让他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俗道路，结果会怎样？方丈口中的“多病多灾”可能尚属小事，还有一个更好的参照人物，那就是罗伯特·穆齐尔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里的乌尔里希，在被现实碰撞得头破血流之后，退而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只对外界事物起反射作用的态度，并认定自己是没有个性的人，按今日的话说，“躺平”了，或曰行尸走肉。而在萨特看来，“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断舍离”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父母陪孩子在普济寺住了一个月，在方丈的劝说下，郭嘉先行下山，筱青坚持留守，要“陪着孩子一直修行”，实则依然存有一丝孩子或许会回心转意、自己和郭嘉或许依然老有所依的希冀。这就回到了本评开头提及的山下英子的“断舍离”观点，两相对照，可见筱青依然是把孩子视为父母的私有物（犹如自己当初一手买进的旧物），一是执着于回到过去（“昔日的幸福时光”），而没有了孩子（即孩子当了和尚），幸福时光将一去不复返；二是忧心于未来，没有了孩子（犹如实用性旧物）就会很不安，前路迷茫。她最终意识到“他已经不是自己的孩子了”是在“农历六月十九这天”，这一天“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作者如此安排意味深长。佛我两界，几近阴阳两隔，她能做的，唯有“即刻就下山了”。她在普济寺陪伴孩子的时间比郭嘉长，伤得更深，领悟也更深，也难怪在孩子长大下山探望父母时，“郭嘉老泪纵横，筱青风轻云淡”。她之所以能够“风轻云淡”，是因为比起郭嘉的世俗浑噩而致的“老泪纵横”，她更早意识到孩子看似遁入空门，实则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存在，唯其“空”，方能包容万物。她依然拥有孩子的爱，那虽是一种分离的爱，她亦对此心满意足。那是一种与孩子遥相呼应的爱，是佛门与世俗同频震动的爱。
雷默以往的多个中短篇小说涉及死亡主题，比如《祖先和小丑》《飘雪的冬天》里的送葬题材，《大樟树下烹鲤鱼》里的老庄每杀一条鲤鱼都留下一个眼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举办死亡仪式。有生才有死，死亡意识究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意识，生死意识难免交织缠绕在一起，比如《祖母复活》。而《断舍离》，虽不涉及肉身意义上的生死，对父母来说，孩子遁入空门却无异于另一番死亡（形而上的死亡），比之简单粗暴的肉身消亡，给父母带去虽不及后者剧烈却更为长久的隐痛，并非人人最后都能做到如从惊涛骇浪里过来的筱青那般“风轻云淡”。死亡可以是多种多样，很久之前我看过的某篇如今已记不得题目和作者的小说，叙写了女主人公的“三次死亡”，一是男友的主动分手，二是他的死去，三是她对他的遗忘。历经三次死亡，男主人公对于她才算真正死去。而《断舍离》，则可视为雷默在死亡主题上另辟蹊径探索的创作实践，是崭新向度之下的生死考量，蕴含了更丰富的哲思和伦理意涵。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活着，出世入世没有孰是孰非，但求内心安宁恬适即好。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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