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静的《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研究（1898—1926）》（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以1927年鲁迅政治立场的显著转变为分水岭，集中探讨在此之前鲁迅思想体系中的进化论内容。全书通过运用文化比较、史料考证与阐释、文本对读等研究方法，综合采纳思想史、阅读史、翻译和创作史的角度与材料，深入分析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如何从接受外来理论到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在新旧思想碰撞、中外文化观念交融的近现代历史背景下，再次凸显了“思想家鲁迅”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
戴静在此论著中对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析。论著构建了一个宏观框架，基于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孕育背景，讨论了“以严复为开端，进化论被自觉或有意识地解释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中国进化论思想发展图景。在此思想谱系下，作者从鲁迅对进化论书籍的阅读史的时序视角出发，综合地梳理并分析了影响其进化论思想形成的另一历史语境——以日本为中心的进化论学说。通过对这两种谱系的分析，研究归纳出了鲁迅进化论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源泉。紧接着，在探索其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该书论述这一思想资源如何在生命哲学、社会文明和历史等三个维度上得以具体呈现，并确认了它在催化“改造国民性”、启蒙理念、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显著作用。最终，全面阐释了进化论思想对鲁迅的文化观念及文学创作产生的主导性影响。在论述过程中，戴静始终关注的是鲁迅对进化论进行接受和转化的语境，以及鲁迅进化论思想是如何契合中国政治、文明及文化发展并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在西方，崇尚“强势”的进化论思想催生了一系列基于种族、国家竞争生存的观点。然而，经由戴静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洞察到鲁迅在进化论观念和立场上的独特性，尤其是他对于“弱者”接受视角的独到理解。弱者视角也使鲁迅主张反抗、坚持民族革命的思想资源，并令其看清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认识到种族竞争并非天演公理。通过这段分析，作者深入探讨了鲁迅在思索人生及社会问题时所持的初识观念，并且以此窥见，在五四及之后鲁迅也继续抨击封建伦常对女性的酷压，追求解放女性追求自由等现代性思想言说，都是“站在扶助幼者弱者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里特别分析一下论著的最后三章。戴静从叙事学等视角，对鲁迅从1898年到1926年创作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分析，独到地呈现出鲁迅关于生命哲学、社会文明、历史等三个方面的文化思想与进化论的关系。第一，戴静认识到鲁迅的生命观背后与进化思想的形而上关系，并参考鲁迅自身对思想进化流变规律的认知，认为鲁迅在对待“新”与“旧”文化立场中蕴含了“以敌之矛攻敌之盾”的另一种变革思想策略。这种发现使我们看到鲁迅进化哲学观中曲折且多维的发展空间。鲁迅一再提出“意力”等具有鲜明主体性和主观性的语词，这是“社会进化所必需的精神驱动力”。书中强调，鲁迅对人的主观内在世界的重视，是鲁迅发展个人主义、改变国民性启蒙运动的思想端绪。第二，作者讨论了鲁迅有关个体发展与文明进化的联系。激发鲁迅思想世界不断革新的动力，源于他对中国发展的深切忧患意识。作者观察到，此时鲁迅关于文明进程的思考，与其对人性、国民性的讨论同期发生，“对这三者的探索与他对20世纪文明的构想处于同一框架内”。鲁迅并不赞同那些在群体中将个体割裂的看法，因为“个人获得自觉、舒张个性是国家民族文明化的基本前提”。换言之，鲁迅以“任个人”为中心的进化论思想，饱含了对中国文明的走向问题的言说。第三，该著作进一步从进化论思想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深入探讨了鲁迅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戴静考量了鲁迅思想中永远处于“中间物”动态的进化性。可以看到，此处的研究尤为强调鲁迅对终点意识、进化终极论说的否弃，详细地阐述了“进化史观”的历史意识。作者注意到，在这个不可逆的时间维度上，鲁迅最为关注且执着的就是“现在”，鲁迅“书写过去是朝向现在的，是用现在的心境反观过去并期待用这种反观实现对现在的反思”，是对时间一种“当下化”意味的书写感受。而在空间上，鲁迅的“中间物”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需求一种空间让渡，来使新的事物得以生长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作者独到的研究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化论在鲁迅整个思想体系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并未在某一刻终结，而是以更进阶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五四时期的思维框架之中。因而，该书可视为作者个人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的“前期”工作，相信未来的研究将能更为深刻且充分揭示出鲁迅先生如何内化这些思想资源，构筑起一座思想的丰碑。
（顾津荣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玮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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