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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昆德拉新书:“不标准”使他成为世界大家


    

今年7月,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去世。他出生于捷克,后来流亡海外,在90岁时重新获得祖国的公民身份。终其一生,身份问题与民族命运始终是他关心的议题。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米兰·昆德拉生前最后授权出版的一部作品《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8月12日,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作家孙甘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董强从这本书出发,以“思想、远见与音乐”为主题,共聊昆德拉和他最后的悲悯之声。
    《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收录了昆德拉早年创作的两篇思想文化随笔。《文学与小国》是昆德拉在1967年捷克作家大会上发言的文字稿。昆德拉从捷克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出发,探讨坚守小国文化特性的意义所在。《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最初发表于1983年。在本文中,昆德拉继续探讨小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灭亡可能带来的灾难。他警告说,欧洲正在失去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而真正的悲剧将是欧洲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不标准”的欧洲作家
    毛尖指出,昆德拉法语的“不标准”成为他文学中核心的东西。“昆德拉说这个世界由刽子手和诗人一起掌管。在他的小说中,上帝和美是两种声音。但是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诗人也好,刽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就像他的法语一样,都是不标准的,”毛尖说道。她以小说《生活在别处》中的主人公雅罗米尔为例,恼羞成怒的诗人告发了红发女孩和她的哥哥,“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诗人是不标准的,然后爱情也是不标准的。”毛尖认为,正是这种不标准成就了昆德拉,让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
    董强同样认为,昆德拉在法国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自己不规则、不标准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他既跨越了捷克,又跨越了法国,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昆德拉让他联想到巴洛克,这一艺术风格意为“不规则的珍珠”,与法国卢浮宫式规则、讲究的美学完全相反,而昆德拉身上的不标准也映射出他与法国、与欧洲的关系。
    在《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昆德拉谈论了中欧国家的文化身份与危机。孙甘露指出,昆德拉非常关心捷克的民族国家问题、语言的存亡,以及它在欧洲中的位置,在这本小书中所涉及的这些主题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他认为,昆德拉后来融入了法语写作,与法国学界文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的传统有关,在昆德拉的写作中,小说与哲学也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真正的思想者,“这个思想者既是哲学,又是文学的,也是日常生活,”孙甘露说道。
    中欧小国的“不能承受之轻”
    昆德拉在书中说:“在这片尚未灭亡的小国组成的区域,欧洲脆弱性,整个欧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显,更早被发现。”另一方面,“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小国的危险,并将遭遇小国的命运。”对此,毛尖表示,昆德拉所谓的“小国”有他的定义,所谓的小国并不是地理意义的小,而是文化被毁灭后的“小”。
    孙甘露认为,昆德拉在写作中直视“衰落”的必然性:“年轻的时候看到巴洛克、洛可可,看到希腊罗马的这些雕塑、音乐和文学,会感到了不起,但是等你年长一点就知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会衰落的,欧洲也会衰落的,希腊、罗马在哪儿呢?当然作为文化精神是传承下来了,但那是当年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孙甘露说道。昆德拉的小说中常常描写都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在孙甘露看来,昆德拉文学的这个部分和生长、衰老与衰落,或者说悲剧都是维系在一起的。“成熟实际上意味着衰落的开始,但我并不把它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大和小,成长和衰落,中心和边缘,古代经典和今天创新,永远互相依存,互相支撑。”
    在书中,昆德拉强调了捷克文学的特殊性,而其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靠了翻译,捷克语才得以确立和完善,成为一门完整的欧洲语言;通过文学翻译,捷克人用捷克语创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欧洲文学。“对写作者来说,翻译当然重要,就像昆德拉讲到的民族语言的传统,是不断吸收不同的、新鲜的语料来构成的,但是这个语言传统也非常重要,是你的底子,就像你的故乡一样,”孙甘露说道,昆德拉谈中欧、小国、小语种,谈弱小民族的生存,“我觉得实际上你把它换成不能承受之小,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重。”
    昆德拉与中欧的音乐性
    在读书会现场,吕嘉播放了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中的几个片段,从音乐的角度分享了昆德拉和他的中欧。昆德拉出生于音乐世家,学过音乐,算得上“半个音乐家”。吕嘉强调,音乐在中欧有着特殊的地位,许多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专业的音乐造诣。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也贯穿于昆德拉的创作,例如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小说与音乐批评交叉,昆德拉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把一千年的西方音乐史分成上半时、下半时和后奏曲。
    昆德拉写道,在巴洛克的时代,从海顿到勋伯格,从李斯特到巴托克,中欧音乐以一己之力,浓缩了整个欧洲音乐的演变。而音乐也与中欧人的身份和命运紧密相关。吕嘉说道,古典音乐从巴哈、莫扎特、舒伯特一直到晚期的勃拉姆斯和马勒,到了一战二战,这种文化停止了,音乐学院全都被迫关闭。而二战以后,到了“金元社会”,一批年轻的明星涌现出来,但古典音乐已经几近断代。中欧音乐的危机也指向了文化身份的危机。
    “不管是语言、写作,还是音乐,昆德拉实际上都是在捷克这样一个小国或者小语种里论述,”孙甘露说道,从中暗含了中欧想要融入欧洲的愿望,而这也是《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书中两篇文章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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