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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贝蒂娜:“她比歌德更伟大”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被誉为“德国第一位现代女性”。她不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她的交游广泛,其朋友圈既有歌德、贝多芬这样的文化名人,又有施莱尔马赫、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作家,甚至包括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和卡尔·马克思。据考证,在流亡欧洲之前,马克思曾应邀造访贝蒂娜府邸,与之一同漫步,纵论时事。1848年革命前后,贝蒂娜发表一系列思想激进的政论文,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和当年的晤谈不无关系。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
    贝蒂娜出身名门,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1806年到1808年间,贝蒂娜协助两位崭露头角的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和阿希姆·冯·阿尼姆收集民谣——前者是她的兄长,后者是她未来的丈夫——后来他们将这些民谣汇编成册,取名《儿童的神奇号角》。其中一些民谣被古斯塔夫·马勒谱成乐曲,传唱一时。事实上,长期以来,这部民谣集也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和诗歌风格的“试金石”。
    1808年至1809年间,贝蒂娜在慕尼黑学习钢琴、声乐和作曲,师从音乐大师博普(Sebastian Bopp)。贝蒂娜在创作风格上独树一帜:她尝试将民间曲调与历史主题合二为一,通过对和声编排、乐句长度与即兴创作的革新,赋予作品以时代风格——她率先为浪漫派先驱荷尔德林诗作谱曲,取得了上佳的艺术效果。当时乐坛诸多名家如舒曼夫妇、门德尔松姐弟、李斯特及勃拉姆斯等对她的才华推崇备至。1853年,舒曼将他最后一部钢琴套曲《晨歌》(Gesänge der Frühe op.133)献给“至高的女诗人”贝蒂娜,后者在乐坛地位之尊崇,由此可见一斑。
    与她在音乐界的赫赫声名相比,身为作家的贝蒂娜在五十岁之前可谓籍籍无名。但谁也没有料到,她在1835年发表的处女作《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Goethe’s Correspondence with a Child)一炮打响,不仅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英法美(尤其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引发强烈反响。贝蒂娜本人在文坛声誉鹊起,但同时本书在评论界却横遭非议。
    1830年代,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一意孤行,大搞复辟,结果被革命群众推翻。暴乱情绪由法国蔓延至德意等国,欧洲政局急剧动荡。这也使得统治者大为恐慌,纷纷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舆论管控。在哥廷根,包括格林兄弟(威廉·格林和雅各布·格林)在内的七位教授,联名抨击汉诺威新任国王奥古斯特企图废除宪法,结果教授职位被褫夺——史称“哥廷根七君子”事件。1835年,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强化出版物审查法令,违禁的作家或被判处监禁,或遭海外流放,一时人人自危,整个德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
    贝蒂娜选择在此际发表这部“惊世之作”,的确寓含打破肃杀氛围、重新振奋人心的意味。此时距离歌德辞世不过三年时间,而歌德、席勒等文化巨匠合力开创的德国文化繁盛的景象却毁坏殆尽,且德意志民族不乏堕入民粹主义泥沼的风险,因此贝蒂娜相信,通过编辑、出版她和歌德之间的通信,可以让德国民众感受到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诚挚的心灵——即歌德所谓“精神活力”(Lebenskraft,或Vital Force)——它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产物,更是德国历史文化的积淀。贝蒂娜坚信,“精神活力”是德意志民族之魂,唯有借助它才能唤醒民众,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书信集主要收录两人1808年至1811年间的往来书信。贝蒂娜在书名中之所以自称“孩子”,乃是因为1807年两人初见之时,歌德(1749-1832)已年过五旬,而贝蒂娜才二十出头。后者猛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既激动不已又惊慌失措。诗人请这位文学女青年“抛开拘谨”,于是她便一跃而起,盘坐于歌德腿上,双手搂定他的脖子,促膝交谈长达数个小时。据传记作家说,年迈的歌德由此“重现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贝蒂娜的确可谓诗人的“孩子”。她的外祖母索菲·拉罗什(Sophie La Roche)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曾与歌德的导师维兰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订立婚约——当少年歌德陷入“维特之烦恼”时,这名睿智的女作家赠予他若干忠告,对此诗人一直铭感在心。不仅于此,贝蒂娜的母亲在年轻时代也曾是歌德的一名“绯闻女友”,即便分手很长一段时间后,诗人对她依然难以忘情。有了这一层关系的“加持”,贝蒂娜的“撒娇”自然也就情有可原。
    通信集广受读者欢迎,却遭到评论界严厉抨击。评论家发现书中部分内容——尤其是歌德对贝蒂娜的“迷恋”——纯粹出于后者的文学想象,书中抄录的十四行诗也不是诗人对她的致意和表白(相反,是歌德为另一位情妇、《亲和力》原型明娜·海尔茨利普而作)。事实上,时常对诗人“袒露情怀”的是贝蒂娜自己,据说,每当她开始表白,歌德就会拿出天文望远镜,客客气气地请她观赏“最新的天文发现”,以免双方尴尬。
    自第一代歌德传记作家至米兰·昆德拉,几乎所有评论家(男性)皆以通信集中的“文学想象”部分为突破口,指责贝蒂娜“动机不纯”,试图通过攀附名人自抬身价。倒是现代派大诗人里尔克对女诗人惺惺相惜——他在论及贝蒂娜一厢情愿的“爱情”时指出,这种单相思在年轻而富有才气的女子身上极为常见:因为“这种爱情无需回报。它本身包含着召唤和回答,它自己满足自己”。用贝蒂娜本人的话说,“天使的一个园丁在世俗之人心里种下的爱情,根本不需要任何对象、任何回应(Gegenliebe)”。从这个意义上看,被她爱上的男人(如歌德)既不是爱情的原因,也不是爱情的目的。据里尔克研究,在贝蒂娜和歌德通信期间,她同时也给阿尼姆写情书(恰好是两人的热恋和蜜月期)。她在其中一封书信中写道:“真正的爱情,不存在所谓的不忠。”后者不过是世俗的标准,而她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充盈和丰腴。
    1810年,贝蒂娜对歌德的“亲昵”举动引发歌德夫人强烈不满,二人发生激烈争吵,贝蒂娜的眼镜被当场摔碎。歌德调停无果,一番斟酌后决定与贝蒂娜“断交”。当然,这一事件只是两位作家决裂的导火索,而真正的根源乃是双方价值观的差异。贝蒂娜尽管出身贵族,但极具社会民主思想和悲悯情怀,相反,市民出身的歌德在魏玛长期身居高位,后来又通过魏玛公爵申请获得神罗帝国皇帝赐封,晋身贵族——这一阶层跃升对歌德的心态及处事方式皆产生较大影响。
    歌德对王公大臣的逢迎曾遭到贝多芬讥讽——二人在共同好友贝蒂娜“撮合”之下会面,一开始相谈甚欢。但在去往剧院途中路遇王公车驾时,歌德退避道旁脱帽致敬,而贝多芬则傲然肃立,旁若无人。据贝蒂娜记述,大音乐家后来解释道,“世上贵族无数,但贝多芬仅有一个”,并对“庸人”歌德诚惶诚恐之状表示鄙夷不屑。对于这样的羞辱,歌德终生耿耿于怀,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贝多芬的才华令我惊异。遗憾的是,他完全是一个狂放不羁之人。”当然,更令贝蒂娜感到失望的是,在升任魏玛公国首席国务大臣后,歌德诗风明显发生改变——仅在1812年,歌德便先后创作《致奥地利皇帝陛下》《致奥地利皇后陛下》《皇后驾临》《皇后广场》以及《皇后的酒杯》等一系列“颂诗”,成为不折不扣的“歌德派”。
    与之相反,贝蒂娜却以维兰德的国事小说(或称国家小说,如全面阐述维兰德对国家及民族问题主张的长篇小说《金镜》)为榜样,将目光转向社会受压迫民众和底层人民,为他们的命运和悲惨遭遇大声疾呼,其代表作便是1843年出版的《国王之书》(Dies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
    本书基于贝蒂娜对德国底层民众生活的观察和案例分析。比如她描述了在莱比锡和霍夫之间修建铁路的贫困工人,刻画他们“纤细而忙碌的手指”和“瘦骨嶙峋般的躯体”。通过这些观察描写,贝蒂娜试图阐明贫富差距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病”:因为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劳动并不能保证人民生活富裕。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保障的是富人的权益,因此富人常常忽视穷人的疾苦,对他们趾高气扬,漠不关心,极易造成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对立。为此,贝蒂娜向国王建言,取消商品许可证制度——一旦民众无需“特许”便能自由买卖商品,则商品价格必然大幅下降:贫民不但可以得到廉价的商品,而且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营生。
    针对手工作坊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的状况,贝蒂娜敦促贵族发扬“仁爱之心”,正视穷人的辛勤付出与劳动价值,慷慨地付与他们相应的报酬;此外,她还疾呼革除阶层禁令,提倡社会各阶层自由流动,实现不同阶层的相互促进和融合,从而缓解社会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贝蒂娜关注的对象既包括饱受压迫的贫民,也包括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犹太群体,甚至包括以各种理由被羁押的狱中囚徒(尤其是因言获罪的政治犯)。她认为犯罪率的上升,政府难辞其咎——通常情况下,政府越专制,法律条文越苛刻,民众越无法控制自己,从而导致罪犯增多。因此,她主张彻底改革司法系统,旨在对罪犯进行改造而非惩罚,比如可以让罪犯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不仅是实践教育,还有精神和同理心教育——这会将他们的破坏性能量转化为建设性能量。
    贝蒂娜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上书”国王,此举表明了她坚定的政治理念,即坚信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力改革政治和改组政府。她巧妙利用政府允许的渠道,以大声疾呼的方式引起民众关注,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争取变革,而不是煽动革命或暴乱。从这个角度看,贝蒂娜堪称现代历史上非暴力抗议的先驱——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作家梭罗发表《论公民不服从》,无疑受到贝蒂娜的启迪和影响。
    正如贝蒂娜在本书序言部分所说,尽管这是一部面向公众的著作,但她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即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作家希望凭借她和国王的私人友谊(威廉是贝蒂娜众多崇拜者之一),获得国王的公开回应,并以此让每位公民都意识到,国王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人人都可以接近国王,而不必担心遭到嘲讽、凌辱或被关押。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国王似乎完全没有在意她的呼声——据说,他只是“草草浏览了一下她的著作”,简短地赞扬了贝蒂娜一如既往优美的文笔,随后便将“谏书”束之高阁。于是,这一位致力于“打破阶级壁垒,在各个层面都竭尽全力与偏见作斗争”的著名作家,她的一腔热忱,最终却受到令人心寒的漠视和冷遇。
    但贝蒂娜不屈不挠。在此后陆续发表的《致解散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幸运钱包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中,她不仅持续为底层民众发声,更将目光转向政教纷争,大力倡导“灵魂自由”及政教分离——即灵魂不受政府和宗教干扰。她大胆声称,一国之公民的灵魂应该独立于自视甚高的制度权力。如此妄议显然超越了普鲁士王国划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不久,普鲁士地方法官以贝蒂娜开办的出版公司“逃税”为由,拟判处她三个月监禁(后经亲友合力营救,方被保释出来)。获释之前,贝蒂娜向法院作最后陈词,声称她举办公司和出版著作并非倚仗自己“系出名门”,而是渴望“获得人民的认可”。
    贝蒂娜的言论也引起家人的担忧。她的哥哥克莱门斯写信责怪她,“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做多余无用之事,不要试图去预言未来,你知道……上个世纪的女巫都是因为愚蠢而受害,你要多加小心”。但贝蒂娜无怨无悔。在给克莱门斯的回信中,她坚定地写道,“叫我冷静是没有用的,冷静对我来说就像双手放在腿上,等待晚餐的肉汤一样……我的灵魂是充满激情的舞者,她会随着隐秘的音乐起舞,而这音乐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无论这世界规约如何,我都拒绝让他人统治我的灵魂”。在这封信的末尾,她不无骄傲地宣称,“生活上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支持,我也不希望成为这种愚蠢偏见的受害者。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维护我的自由。为了什么?——为了能够遵从内心的声音”。
    难能可贵的是,贝蒂娜不仅是语言艺术大师,也是行动的巨人。1831年,柏林霍乱病猖獗,她不顾个人安危,时常出入贫民区照料和救济病人。随后,在“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中,她为格林兄弟等人“重新上岗”四处奔走,不惜开罪宫廷贵族。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她在报刊撰文,披露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忍饥受冻的穷苦人,并强烈呼吁立刻施行经济改革。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贝蒂娜心灰意冷,退隐庄园,于1859年病逝。
    在贝蒂娜身后,她的影响越过欧洲抵达北美。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在研读贝蒂娜作品后宣称,从一定意义上看,“她比歌德更伟大”。爱默生友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先驱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将贝蒂娜的《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连同《歌德谈话录》等作品)译成英文,使得德国浪漫思想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在北美地区深入人心。深受爱默生启迪的诗人惠特曼则宣称:贝蒂娜的声望无需证明——“她自身便是她最无与伦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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