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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宁:“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


    
    威廉·埃勒里·钱宁
    1850年,霍桑在小说《红字》引言“海关”一文中谈及启发他创作灵感的几位友人,其中包括智识之士、影响“微妙”的爱默生,隐居茅屋、醉心于印第安遗迹的梭罗,以及和他一同在篝火旁“纵情狂想、忘乎所以”的钱宁。无独有偶,四年之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曾描述“一位诗人,一位朋友,从遥远的地方,走过最厚的积雪,冒着最凌冽的狂风来到我的林中小屋”——据考证,这位诗人乃是霍桑、梭罗和爱默生共同的朋友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817-1901)。
    钱宁出身于波士顿名门,他的父亲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后荣任院长),母亲来自于富商珀金斯家族。钱宁的显赫家世可追溯至其曾祖父——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钱宁的伯父是唯一神教牧师威廉·埃勒里·钱宁(通称钱宁博士),故而诗人又被称为威廉·埃勒里·钱宁二世(或埃勒里·钱宁)。他另有一名叔叔担任哈佛修辞学教授。钱宁的母系亲属非富即贵,在波士顿商界和司法界人脉深广。
    钱宁早年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家人对他寄予厚望。然而,1823年,母亲突然病逝,成为钱宁一生的转折点——他本人再也没能从这一创伤中恢复过来。多年后,谈及童年经历,钱宁仍称母亲遽尔离世为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据传记作家罗伯特·N. 赫兹佩思推断,这也是导致钱宁成年以后性格“喜怒无常、固执己见”、“意气用事、缺乏自控力”的根本原因。1834年,钱宁进入哈佛大学(比梭罗晚一年),但不久便宣布退学。据他本人声称,退学是因为哈佛缺乏“真正的学者”,尤其缺乏诗人:他们太过肤浅,而且自命不凡。但真实的原因是他旷课太多,学分严重不足,面临被开除的风险。或许为保存父辈颜面,他决意远离哈佛,远离波士顿,打算从此做一名真正的行吟诗人。
    1842年秋,钱宁与超验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妹埃伦(Ellen)结婚。在爱默生感召之下,夫妇二人移居康科德,与霍桑为邻。考虑到钱宁夫妇的经济压力,富勒向霍桑提出能否让他们暂时借住在老宅(Old Manse),待寻觅到合适住处后立即搬迁。作为答复,霍桑写下了也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富“诗意”的婉拒信:“如果有人建议亚当和夏娃接受两位天使寄宿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否会欣然同意——我深表怀疑。”
    钱宁时常和好友梭罗一道徜徉山水。康科德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山林,尤其是林间水平如镜、缓缓流淌的河流最能激发钱宁灵感,催生出无数美妙诗行——“一时兴起的梦想有时以中世纪浪漫感伤的形式呈现,浑如将济慈和斯宾塞融为一体……开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先河。”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所言,倘若钱宁“生在斯宾塞或德莱顿时代,他一定能成为‘诗人中的诗人’”,在诗坛大放异彩——因为他拥有一流诗人的头脑,同时也不失诗人“雅致的疯狂”。
    梭罗对钱宁的诗艺极为推崇,曾称赞他的诗作“辞致雅赡,行文不羁”,并将他誉为“康科德诗人”。同样,爱默生读到钱宁的自然诗也喜之不禁——其中《船歌》最后一行“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意蕴深沉、哀而不伤,堪称康科德俱乐部诗歌的典范之作。1843年7月,超验主义文学期刊《日晷》上刊载一则广告:“《诗集》,威廉·埃勒里·钱宁著。波士顿,1843年。”题头下方是杂志主编爱默生撰写的推荐语:“如前所述,我们很敬仰钱宁先生的天才。就诗作某些特点而言,即便本国最优秀的诗人也无一人能够与他匹敌。对于大多数诗歌爱好者来说,这部诗集已经成为鼓舞人心的希望之所在。作者为人真诚,思想高尚,正如他的遣词造句——新颖精致,不同凡响。”
    钱宁恃才放旷,向以“名士”自居,可惜无力谋生,只能仰仗亲友接济。有意思的是,钱宁对于爱默生等友人的捐助从来都是“欣然领受”,也从未打算偿还,认为这是“天才在世上应得的礼遇”。而爱默生等人出于对天才的呵护与崇敬,对钱宁即便是心血来潮的计划也大力襄助,或许更助长了他的“戾气”。定居康科德不久,钱宁突然感到自己“诗才枯竭”,情绪低落,于是向爱默生提出他打算去意大利小住一年:一面增进健康,一面搜集素材。爱默生一如既往慷慨解囊,并号召一班文友齐心协力资助诗人远游。一番操作后,如钱宁所愿,共募得500美元——在当时这是中等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然而钱宁短短几个月便将这一笔钱花得精光,而后一身轻松返回康科德,令众人大跌眼镜。
    钱宁与朋友交往一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比如,他从未像爱默生等人一样,将收到的信件“分批”归类保存,以作纪念或写作参考。相反,他习惯于将“收到的友人书信扔进炉子,或用来引燃烟斗和蜡烛”。再比如,他恪守伊丽莎白时代文人的传统,即诗文只适合在同好中私下流传,公开发表则近乎“耻辱”。在爱默生等人怂恿之下,他“勉为其难”地出版诗集,但很快又追悔不已——因此,有一段时间,他频繁“出没于波士顿大小书店,将自己的‘作品’统统买下,然后全部烧毁。”
    继《日晷》刊载钱宁处女作《诗集》广告后,爱默生又接连发表数篇评论,对钱宁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新诗》一文收录钱宁诗作12首,可见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作为康科德文学圈的长者,爱默生在一则诗论盛赞钱宁是超验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钱宁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以诗人的好奇和敬畏之心看待花鸟——他不去数金雀花的花蕊,也不去数木犀鸟的羽毛,而只享受它们所唤起的惊喜和爱意。”
    对于爱默生的美誉,钱宁也投桃报李。他在书信体自传《诗人与画家的青春年代》一文中模仿爱默生的口吻写道: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真正来自大自然的诗人,他们走进自然,不是去看树看日落,把它们写进笔记本,而是不由自主地写下关于它们的诗句,在追求完美的严苛之美前,吐露内心,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已对近期平淡乏味的诗歌失去耐心”——闻听此言,爱默生益发将这位画家兼诗人引为同道知己。
    不仅如此,钱宁在书中还谈及他如何成功克服教育和社会强加给他的桎梏(从哈佛“退学”),以及如何通过刻苦自励和不懈努力最终在诗坛卓有建树。显然,这一话题最能引发爱默生的共鸣:他对哈佛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深恶痛绝,曾在演讲中号召美国学者打破权威、自主创新。爱默生的激进思想令哈佛当局大为不快,此后29年间,爱默生与哈佛校园“绝缘”。
    《日晷》杂志倒闭后,爱默生多方联系出版商,为钱宁诗作发表另辟蹊径。1844 年,《礼品:圣诞节和新年礼物》由费城凯里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录钱宁的《沙漠》《意大利画家之歌》(发表时被爱默生改为《意大利之歌》)和《士兵的坟墓》,以及爱默生本人的《植物园:日记一页》一诗。为舒缓钱宁的家庭困难,爱默生雇用钱宁妻子担任女儿的家教,雇用钱宁劈柴,并延请他协助编选诗文集。不仅如此,爱默生还不辞辛苦,替钱宁修改、润饰诗稿,与出版商联系出版爱默生、钱宁诗文《合集》,并恳请出版商将稿酬全部打给钱宁。出乎意料的是,年轻诗人不愿依附骥尾,他在信中回复道:“借着您的盛名出卖我自己,这一做法恕我不能苟同。”
    此外,每当钱宁新作问世,爱默生必定将其作品寄赠各方友人,扩大其影响力。比如当他的好友老亨利·詹姆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之父)前往英国游历之际,爱默生请他捎带一部钱宁诗集赠予托马斯·卡莱尔:“亨利·詹姆斯去拜访您,同时带去我的一封信。他带着W.埃勒里·钱宁的诗集给您。钱宁是我的朋友和最近的邻居。读后请您不吝赐教。我确信他将成为诗人,您肯定能发现他具有这样的天赋。”
    平心而论,1840年代钱宁在文坛声誉鹊起,除了自身的天才和努力,很大程度上与爱默生的奖掖与敦促密不可分。爱默生希望这位“门徒”能够善用资源,精心打磨诗艺,并且能够像他本人一样在文学市场大获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满腔热忱很快变成了不满和失望。
    爱默生为人严谨,著文也是一丝不苟。担任《日晷》主编期间,他对稿件要求精益求精,时常在开机印刷前,又将文稿撤回修改。对于钱宁诗文中漫不经心的单词和标点错误,一开始爱默生耐心为其校改,并再三告诫他“小处不可随便”。但钱宁对此置若罔闻,在他看来,作诗最重要的是灵感,其余皆为细枝末节,不必在意。钱宁为人一贯不拘小节,据友人说,某次演讲海报上,钱宁忘记标注地点,害得友人接连扑空,赶至第五个会场,才发现他所在的报告厅——可惜此时演讲已经结束。甚至在引用他自己的诗作时,钱宁也会出错,越发坐实爱默生对他的“指控”:不讲求文法。
    钱宁自恃学问高深,好用大词(因其曾编纂《生僻词典》),务求翻空出奇,令爱默生尤为恼火。哈佛名教授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在致爱默生信中曾提及钱宁诗集《离家未远》(1858),在复信中,爱默生写道:“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把钱宁的书给你。我发现他在写诗时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过错,他的创作疏忽大意而又前后不一。看起来他好像把自己在树林中用铅笔匆匆写就、以便自用的一沓便条,直接寄给了印刷厂。就连一个学生都可以校订那些作品……”在这一点上,梭罗与爱默生所见略同——梭罗认为纠正钱宁散漫不羁文风的绝佳之计便是逼迫他“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如此一来,他便会迫不得已下笔谨慎,并且需要随时查阅字典,以求文法正确”。
    或许正是存在这样的瑕疵,导致钱宁在文学市场始终不温不火。他的艺术评论集《罗马谈话》(1847)出版后无人问津,被出版商原封不动退回。有学者认为钱宁在文学市场“遭遇失败”,除了他个人及家庭原因,爱默生及超验俱乐部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劳伦斯·比尔甚至作出大胆假设:如果身处纽约文学界,钱宁可能会比在康科德更为乐观开朗,也可能取得更大文学成就——他善于观察且胸怀大志,一直想要以“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风格”创作一部针砭时弊的小说,可惜未能如愿。事实上,在康科德,始终是布道风格的“严肃”文学一枝独大。因此,作为一名爱默生式严肃审慎的诗人,钱宁极力压抑内心豁达明朗的真性情,由此变得日渐沉闷和怅惘。
    与钱宁相反的事例是梭罗,《瓦尔登湖》的出版宣示了文学家梭罗的自立,但同时也宣告了爱默生/梭罗文学师徒关系的结束。爱默生至死都难以宽宥梭罗的“自立门户”,哀悼(实为暗讽)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结果却做了“采摘越橘的小队长”。但正如评论家所说,梭罗的成功之处恰好是钱宁失败的地方——钱宁盲目崇信爱默生,终身未得解脱。钱宁的错误在于“过分拘泥于爱默生文学教诲的字面意义”。
    185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式微后,钱宁与包括爱默生在内的康科德友人日渐疏远。1855-1856年间,他曾短暂供职于《新贝德福德水星报》,担任编辑,但始终无法适应一份正式工作的要求,不久怏怏而返。1873年,钱宁代表作《梭罗:自然主义诗人》面世,爱默生发现书中竟收录自己从未公开发表的诗作,大为震怒。受到爱默生冷落后,钱宁极度沮丧。他在康科德唯一的知己梭罗之死更令他伤心欲绝。不久,在桑伯恩等人鼓励下,钱宁出版诗集《漫游者》。诗作刻意模仿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典雅,充满学究气,甚至为凑韵脚而采用倒装句式——与青年时代崇奉的超验主义诗歌信念背道而驰。按照时人的一致看法,此时钱宁早已失去当年吟诵《船歌》时的俊逸风采,“泯然众人矣”。
    1882年4月一个早晨,钱宁突发奇想,前往爱默生家中拜访。年迈的爱默生非常开心,不禁老泪纵横。当晚,爱默生病逝。钱宁在康科德的故交唯余康科德学校校长桑伯恩。1901年圣诞前夜,钱宁逝世。桑伯恩致悼词,以诗人最爱的《船歌》结尾:“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对康科德文学圈而言,钱宁的《船歌》或许代表了超验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正如劳伦斯·比尔在《文学的超验主义》一书中所说,诗人钱宁的文学生涯需要“重新加以衡量和评估”,否则很难取得对于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钱宁被安葬于康科德“睡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这也是梭罗、霍桑、爱默生等人栖息的墓园——钱宁的坟墓就在邻人霍桑对面,离他的知交梭罗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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