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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好爸爸的标签才可能读懂真实的大江健三郎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我一生都在家里度过,吃我妻子做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患有智障)在一起,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职业。每天早上醒来,我都知道我永远不会读完书。那就是我的生活。”2007年,大江健三郎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到自己的生活。
    如今,这生活结束了,大江健三郎逝于3月3日,终年88岁。
    在中文世界中,几乎所有悼念文章都突出了三个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最友好的日本作家,鲁迅的崇拜者。于是,大江健三郎成了“自己人”,真实的大江健三郎反被忽略:
    他是启蒙者。
    他的书只写给自我觉醒的人。
    他始终在追问,近代精神为何无法在东亚传统上生根发芽。
    他不断重写自己的作品,使其越来越难懂。
    在传统回潮中,他是不合时宜的人。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来自日本独特的近代经验。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但到明治维新后期,“赶超列强”的声音逐渐压倒“融入现代文明”的声音,旧传统一次次再生,理智的话语一次次被打断。作为精通英语、法语,且懂意大利语的大江健三郎来说,不得不在两种语境中徘徊——他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可他却必须用日语写作。
    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滞涩,总也点不透。可这份滞涩又如此珍贵,只要现代化的脚步不停歇,终有一天,它也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成为我们再也走不出的幽谷。
    生命可消逝,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将永存,它正在不远处,等待着真正的思考者、苦痛者和怀疑者。
    如果鲁迅还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家乡在山区,大江健三郎称它是“穷乡僻壤”,他的家族在那里已生活200年,他的妈妈总说:“我们家的男人总在写同样的东西。”但大江健三郎是家族中第一个发表作品的人。
    15岁之前,大江健三郎都在家乡生活。他在小说中常提到家乡的两个意象,一是森林,一是鸟。
    大江健三郎曾把天皇想象成一只鸟。10岁时,日本战败,大江健三郎发现,原来天皇不是鸟。大江健三郎写过很多鸟,那些鸟没有具体形象,只是会飞、自由和美丽的代号。
    9岁时,父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溺水而亡。父亲没给大江健三郎留下多少印象——据说他常孤独地思考,从不跟孩子说话,也不与村民交往。父亲喜爱中国古典文学,1934年春携夫人到北京大学,听过胡适讲座,并喜欢上鲁迅小说。这成就了母亲对大江健三郎一生的PUA(情感控制):如果鲁迅还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二战”结束后,美军到了大江健三郎的小村。课本变了,第一次出现民主、公民、权利等字眼。大江健三郎认为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他曾说:“我父亲那代人把我描述为支持民主的傻瓜,同时代人批评我无所作为,只会对民主沾沾自喜。”
    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曾说:大江健三郎看问题,总是从先验的“民主主义”信念出发,回避了现实。他自以为是新左翼学生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理解这些学生的真实想法。
    人人必须二选一
    大江健三郎从小接受启蒙主义教育,忽略了它与日本传统的冲突。
    启蒙主义基于理性而形成。在它看来,理性才是合法性基础,而非传统、历史、文化等,后者应受理性的宰治。启蒙主义将世界分成黑白两半:合乎理性的与不合乎理性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正义的和非正义的,现代的和非现代的……
    可现实真这么简单吗?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却一败涂地:人与人走向原子态,道德成了私事,安全感、归属感、荣誉感、自尊感等人性的基本需求,未因经济进步而满足,反而更缺失。
    现代性剥夺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引人质疑: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毫无尊严地终日奔忙,就是在含辛茹苦中假装解脱?
    这构成了“日本的现代困境”。
    上世纪30年代,渴望变革的左派们纷纷“转向”军国主义,因为后者承诺了“秩序”和“日本作为国家的面子”;战后也如此,左翼青年们失败后,纷纷“转向”狭隘民族主义。
    屡屡“转向”,折射出“日本精神”的深层困境。
    大江健三郎认为,日本人的精神分三层:一是现代主义,二是家庭感,三是天皇制。现代主义和它依赖的民主主义只是表层,深挖下去,人人都是“天皇制”的死忠粉,精神内核陈旧,使日本无法真正成为现代国家。
    麻烦的是,战后日本备尝“二等国民”辛酸,学理上的启蒙主义与现实中的启蒙主义迥异,撕裂着国民心理。在通往现代性之路上,每个日本人只能在二元中选择,无多元选择的空间。
    我是一个业余小说家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小说,饱含纠结。
    比如《奇妙的工作》,医院经费不足,决定处死150只实验犬,工作交给三名兼职的大学生——他们一边自责,一边被迫接受,这让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想:自己可能被骗了。这些小说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当人们还在纠结于“取与之难”时,世界却在冰冷地运转。正是赤裸裸的利益,串联起貌似理性、严谨的现代社会,使它看上去很像尊重道德、尊重人性的所在。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小说不太好读。
    首先,大江健三郎写实功力不强,细节偏求异,挑战了读者对真实感的理解,经现代语文教学的误导后,很难进入其中。
    其次,黑暗意象太多,有时不忍卒读。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蜜三郎描述失明经历时,说:“一天早晨,我在街上走着,一群陷入胆怯和愤怒的混乱中的小学生把石子儿投了过来。我的一只眼睛被击中,摔倒在地上。”大江健三郎曾说:“我可能是一个相当黑暗的小说家。”
    其三,大江健三郎不习惯第三人称,他曾说:“我所有的小说都以某种方式讲述我自己,讲述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有残疾孩子的中年人、一个老人的想法。我用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这是一个问题。真正优秀的小说家是会用第三人称来写的,我却从来没写好第三人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业余小说家。”
    最后,大江健三郎的隐喻源于日本文化,中国读者难读懂。
    不走村上春树那条路
    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形成的。
    古代中日都不重小说,将诗歌、散文视为王道。被迫操练小说,更多是为抵抗西方小说冲击。这种抵抗很难找到传统资源,有时沦为“为抵抗而抵抗”。呈现在日本小说中,就是“有物语无小说”,作家只会写故事,不会写小说。
    小说需要故事,但小说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方法,是现代人探求真理、正义、自我的一种方式。可大江健三郎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日本读者缺乏自我,他们如此主动地投身到工作中,终日盘算着出人头地;他们不加批判地尊奉传统,喜欢被教训,不知道如何批判;对哲学毫无兴趣,他们重视知识,却无思辨,只喜欢固定答案。
    一旦假装圆满,问不出真问题时,小说就失去了立身根本。
    所以,大江健三郎常用小说来挑衅、刻意违背人们习惯的小说美学。他曾这样谈到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以清晰、简单的日式风格写作……这在日本文学界还真是第一次。我的作品已被阅读,但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我是否获得了稳定的读者群……我不想写给大众,但我想接触到人们。”
    日本人读不懂大江健三郎的严肃文学,而能读懂的西方读者又远离日本问题。
    在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呈现了当时日本被殖民的痛苦。比如《人羊》,主人公“我”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初冬夜坐公交车回住处,与几名醉酒外国兵等同车。“我”努力不去招惹他们,但他们中有一喝醉的日本女孩,扑到“我”身上。“我”被迫推开,女孩倒在地上,遂成“男人打女人”的铁证。“我”被几名外国兵扒下裤子打屁股。公交车上还有一名日本教员,目睹了“我”的受辱过程,反而“回给了我充满责备的目光”。
    事后,教员带“我”去警察局,可过于详细的讲述其实是二次羞辱。“打羊,打羊,啪,啪!”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三岛由纪夫骂他丑
    大江健三郎在大学时代已成名,被三岛由纪夫关注。
    三岛由纪夫是当时日本最火的作家。他创造了一个神话:表现出日本传统的美,就能赢得世界认可。这很可能是一个幻觉。
    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只见过两面。没多久,三岛由纪夫给大江健三郎写信说: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二人不再往来。
    有“八卦”称,起因是大江健三郎曾骂三岛由纪夫的妻子是“婊子”。但大江健三郎晚年辟谣,称:“作为一个骄傲的人,我永远不会使用这样的词。”
    二人闹翻,更可能是三岛由纪夫察觉了大江健三郎对启蒙主义的坚守。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由纪夫无法忍受对日本传统的任何怀疑。
    三岛由纪夫是杰出的小说家,却为何如此狭隘?
    大江健三郎认为,这来自现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三层结构,彼此无法统一,只能用演戏的方式假装统一。他们沉浸在表演中,似乎越可笑、越反常识,就越凸显真诚、深情和坚定。
    入魅让三岛由纪夫丧失了生而为人的起码理性,可笑地死去。但三岛由纪夫式的迷狂仍在狂奔——在现代日本人心中,传统依然顽强,不找个偶像跪拜,他们便找不到自己。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江健三郎坚决反对“天皇制”。他说:“至少在日本,每当我遇到有天皇崇拜倾向的知识分子时,我都会生气。我对这个人的反应,是控制不住地去烦他,然后打架。当然,只有在我喝多了之后才会打架。”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拒绝了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令日本右翼暴怒。
    人人都该读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不好读,但他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堪称杰作。
    小说的主人公是两兄弟,即蜜三郎和鹰四:前者对政治漠不关心;后者则是激进分子,参与了反《日美安保协定》运动。运动失败后,兄弟回到老家农村,想以组织足球队的名义发起暴动。100年前,日本爆发了“樱田门外之变”,兄弟二人的祖先试图刺杀幕府将军,这推动了日本近代转型——幕府决定派人去美国学习,并改年号为万延元年。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反讽了似乎波澜壮阔的日本近代史。
    鹰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他骗奸了弱智的妹妹,致其怀孕后自杀。鹰四从小护佑妹妹,没人怀疑他会做这等恶事。为逃避罪恶感,鹰四决定找一个合理的方式自我毁灭。他的想法是:“不惜投身杀场,毅然采用绝对不正当的暴力。因为我希望接受这种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辩护……”
    组成球队后,鹰四不断进行“想象力的暴动”,比如组织队员们去抢劫“超市天皇”。
    蜜三郎本是旁观者。他小时候遭遇暴力,一眼失明。他的儿子一生下来便智障(其实是大江健三郎本人的遭遇)。他的夫人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他的友人则遭暴力袭击,患轻度精神病,在“微笑训练中心”疗养院中养病——没想到疗养院中的暴力更狠,友人上吊自杀……
    让蜜三郎震惊的是,在鹰四的蛊惑下,老实巴交的乡民迅速暴力化,即:“黑暗在黯淡的身体四周扩展开来,我在睡梦中听见竹子被冻裂的脆响……弟弟指挥着这群暴徒。他仿佛与万延元年时曾祖父的弟弟已化为一体,猖狂地向藏在仓房里的我、母亲和那些家中的亡灵挑衅。”
    历史并没过去,暴力之蛊仍在心中激荡。最终,鹰四去世,蜜三郎养育着他的孩子,以及自己的残疾儿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无比勇气,审视着恶传统的复活。表面看是人性善在激荡,可真正驱动一切的是人性恶。人人都在其中,游戏还在继续。
    残疾儿子是他的药
    中年时的大江健三郎文风丕变,减少了难懂的隐喻和象征,更多从第一人称入手,假装成“私小说”。
    “私小说”源自法国自然主义,在日本形成巨大的写作传统。日本作家会仔细描摹一次饭局中心理的微妙变化,略显拉杂,但挽救了大江健三郎写作中缺失的真实感。这些“拟私小说”来自传统,又有个人创造。更重要的是,没什么传奇经历的大江健三郎可专注去写一件件小事,更好懂,也更平易近人。
    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智障儿子大江光经常出场。
    大江光后脑天生畸形,不得不接受手术,但手术损害了他的脑部,从此智障。大江健三郎夫妇给了大江光如此多的爱,引导他喜欢上古典音乐。成年后的大江光只需听几小节,就能识别出莫扎特的任何作品;他的第一张碟打破日本古典音乐唱片的销售纪录。
    也有人对大江健三郎这类写作啧有烦言,认为他“没有写日本受苦的年轻人,只想着自己的残疾孩子”。
    也许,大江光是大江健三郎的药,无数在人生中得不到答案的人,最终会找一个弱者——一般是自己的孩子——来安放灵魂。大江健三郎曾说:“总的来说,我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阅读,三分之一用于写小说,还有三分之一用于与大江光一起生活。”
    他是一次崭新的肉身成圣的尝试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曾宣布封笔,可他又写出《水死》《燃烧的绿树》《晚年样式集》等佳作。
    在《燃烧的绿树》中,主角阿吉哥创造了“燃烧的绿树”教,因反对核电站,惹怒了政府,媒体遂把他塑造成“要炸核电站”“诱骗少女”的邪教教主。“燃烧的绿树”教内部也矛盾重重,成员个个秀忠诚,其实是为权力而暗斗。阿吉哥决定解散教会,并称各自修炼最宜灵魂,遂一劳永逸地得罪了各派。在阿吉哥去和其他教派谈判的路上,被“夺回子女之会”的革命分子乱石砸死……
    《燃烧的绿树》呈现了大江健三郎的解决方案——回归神道教本来的自由,将每个人还给他自己,而不是被军国主义征用、歪曲的那个国家神教。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氛围中,至少阿吉哥的尝试失败了。
    大江健三郎认为:“在日本文化的基础上,还有神道教。神道教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简单信仰。没有要理问答,没有神学。那些想要远离它的人追求佛教或基督教,或者他们寻求独立思考——就像知识分子一样。我是一个追求独立思考的人,一种超越宗教的东西。”
    显然,大江健三郎依然沉浸在“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中,无法应对解构时代的挑战,但在他的思想与写作中,洋溢着良知的声音。作为一个被永恒驱除的现代人,他执着地想象着伊甸园,为此坦然接受万千折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现代版的《圣徒传》,一次崭新的肉身成圣的尝试。
    东亚的现代经验有差异性,但也有共通性。困扰过大江健三郎的问题,将来可能也会困扰我们。只要不被“好爸爸的典范”“莫言的知音”之类鸡汤遮住双眼,我们就能从大江健三郎的笔下获得启迪,就能从他的灵魂中得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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