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到了遥远的黑非洲,我才明白,那是个多么幽远的梦想
http://www.newdu.com 2024/09/01 11:09:52 人民出版社 佚名 参加讨论
她有英文名字,叫“Hope”。后来我和来瑞就用中文叫她“希望小姐”。驻外人员交换讯息、互通有无都靠网络,彼此不谋面。网络上把希望小姐的根底都打听清楚了,所以准确地说,希望小姐是从网上来的。头次见面,她说她的前雇主不需要她礼拜六上班,来瑞立刻用中文对我说:“谎言!她的德国雇主说她一星期工作6天。”希望小姐还有个英国雇主,叫卡西,火热的文字一篇又一篇地举荐希望小姐。从这两位网上熟人那里得知,希望小姐是酋长的女儿,高中文化水平,有初级计算机技能,就是不提她的岁数。隔着种族,年龄和脾性以及教养都是谜,但我猜希望小姐比她显示的成熟程度要年轻得多,应该在20岁左右。她很职业化地坐在我们对面,一身红色套装,职业女性的形象已树立得颇好。这是她的自我定位,决然不同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女佣形象。她不慌不忙,有问必答,笑也不卑不亢,不像其他尼日利亚人那样绝望地拼抢一次谋生机会。尼日利亚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十,所以握有雇佣权力的各国驻外人员对于他们不是判官就是天使。 和丈夫来瑞 与希望小姐在门廊摇椅上 在非洲的驻外使馆人员都从殖民地传统中继承了一些习惯,比如森严的等级观念、主仆位置等等。司机和女管家以及厨师都得称谓他们“主人”,称女人们“夫人”。我们房屋的设计,也是尊卑分明,主人和夫人出入宅子走正门,女管家和司机只能走边门。从厨房通往门厅、客厅、餐厅的过道,也不厌其烦地强调这种身份地位的分界,总是并排设有两道拱门。刚入住时,这种奇怪而丑陋的格局让我很不解:不大的空间这样多的门,像一张面孔长了多余的器官,整个的布局全毁了。一打听才明白,仆佣只能用左边一扇门——尽管它和右边的门一模一样,进出同一空间。设计者大概最担忧的是主、仆一进一出撞个满怀。希望小姐和司机伊布拉罕姆上任后,听他们一口一个“主人、夫人”地叫,觉得实在难以进入这种18世纪的剧情,与这古老台词进行对白。我请求他们直呼其名,告诉他们我的父辈和我都高唱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希望小姐马上领悟,从此和我以名字相称,伊布拉罕姆毕竟年长她十七八,进入角色时间太长,假作真来真亦假了。他坚持称我“夫人”,对来瑞则含混其词,不知咕噜一句什么就混过去。 后来我发现希望小姐很爱护自己的尊严,这体现在她对自己权益的保护上。她十分勤奋好学,按照一本中国菜谱把十来个中国菜做得乱真,但我要她去上厨房保健课时,她正色问我有没有额外工时费。我每天上午给她3小时休息时间,因为我需要独处写作,因而每天这3小时就成了她的法定私有时间。美国大使馆门诊所开的厨房保健课正好要占用她早上这段私有时间。我答应她一份额外工时费之后,她很积极地上课去了,不久厨房的清洁和菜蔬卫生就完全改观。 阿布贾的五彩蜥蜴 事后我们聊起她的未婚夫。他的学校入不敷出, 因为学生们太穷,缴不起学费。就是说,希望小姐还要承担一些未婚夫的生活费用。我说他会开车就应该去做出租车司机,她听不顺耳了,说他是大学毕业,应该做一个教育家。我觉得他该现实一些,假如他想成家,至少要有经济实力。她认为未婚夫和姐姐都该做体面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体面的文凭。看来希望小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提高他们的社会等级。她不仅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也捍卫自己亲人的。她对尊严的理解,大概是和白人们平起平坐在一个办公楼里。 那次烧烤晚餐之后,我和希望小姐常聊天、开玩笑,宅子里由种族和等级造成的压力大大减轻。这是我的目的,因为压力对我不利。我讨厌别人怕我,一旦发现别人因为怕而躲着我,我首先会躲他(她),到后来也不知是谁躲谁,谁怕谁了。伊布拉罕姆和希望小姐刚上任时,我比他们两人都拘束,到处躲他们,因为他们过分的尊重让我不胜其累。早晨希望小姐在厨房做早餐,我绝对不进去,下午依布拉罕姆在客厅里看电视,我也尽量不下楼,悠久的殖民史似乎全压在我身上,所以举办烧烤晚餐是想把我自己从压力中解放出来。两个星期后,我看DVD时,发现希望小姐对电影有兴趣,就邀请她一块儿享受美国的“电影——爆玉米花”文化。她一本正经问我:“是用我的时间,还是用你的时间?”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下班之后,我突然明白了。希望小姐不愿意用她神圣的私有时间在我们的大房子里哪怕多待一分钟;假如看电影不占用她的私有时间,她可以考虑。她所谓的“你的时间”,指的是我花钱买下的那一部分她,这个她可以任我意驱使调遣、可以在烈日下为我的菜园锄草,亦可以在炼狱般酷热的厨房(厨房是全宅唯一不装空调的地方)敬业地做中国厨子,但被她视作“我的时间”里,她急不可待地要从这房子出去,做她自己。我感到刺痛,我的好意和平等心愿被扔了回来。原来烧烤晚餐上她的欣喜若狂以及事后和我玩笑打闹全是假的,她仍把我这里当作服役地,服完8小时劳役,她只求被释放出去。我以为我给了她平等和自由,这时我明白,我何来这权威去给她如此伟大的礼物——平等和自由? 阿布贾酒店 60年代马丁•路德•金一腔悲情的诗意,对我们述说着:“我有一个梦想。”到了遥远的黑非洲,我才明白,那是个多么幽远的梦想,因为它在沉积岩般的现实面前,太依稀缥缈。即便它变成每个人的梦想,距离改变这创伤沉积的历史和现实,也还非常遥远。 对于自尊和人权极度敏感的希望小姐,稳稳地跪在我面前。只等我一声“宽恕”,她才会站立起来,而我说“宽恕”或“不宽恕”,都将在这段畸形历史上重描一笔。 ——摘自严歌苓《非洲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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