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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女儿立场” ———以贾宝玉和王熙凤形象塑造为例


    《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包括号称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大多是把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庸和男人利用的工具来进行描写,对女性的态度常常是不屑一顾甚至极其贬低,根本谈不上对女性价值的肯定,更谈不上对女性的歌颂。而伟大作家曹雪芹,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赞美之情,为我们创作了一部专门“为闺阁昭传”的“颂红”之作。《红楼梦》之“红”,即“闺阁”,即“女儿”的代称。“红楼”既泛指“富贵人家的豪宅”,也特指“青春女儿们生活的地方”。《红楼梦》虽然以怡红公子贾宝玉为第一主人公,但《红楼梦》实是一部以描写女性为主的书,是一部歌颂女性、崇拜女性、心疼女性、痛伤女性的巨制。作者在小说第一回就明确指出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和动因,是因为作者通过“一一细考”,觉得“当日所有之女子”之“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不能因为自己之“不肖”而让她们随自己一同“泯灭”。所以作者要在“晨夕风露,阶柳庭花”,充满灵感、诗情与画意的环境里,写出她们的故事,彰显她们的“行止见识”,为她们立传,为她们放歌。《红楼梦》充分地表现了作家的“女儿立场”。
    在此,我们仅以贾宝玉与王熙凤这两个可谓“并列第一”的男女主角的塑造为例,谈谈《红楼梦》是怎样表现作家的“女儿立场”、表现了作家怎样的“女儿立场”以及这种“女儿立场”具有怎样深刻的思想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
    《红楼梦》对女性的赞美和歌颂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男子的否定和批判,是从人类创世女神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开始起笔的。小说第一回写道:“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①
    关于女娲补天的神话,最早见于西汉刘安《淮南子·览冥篇》。这个神话写的是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两个男人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四处不宁。结果打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支撑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燃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龙蛇猛兽也出来吞噬残害着善良的人们。女娲目睹人类遭遇如此惨景,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头,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补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撑起来。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天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们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两个男人破坏了“天”,却由一个女人来“补”。曹雪芹开篇引用这个神话,意在说明:这个“天”、这个世界,是由男人破坏的;男人破坏了却没有本事、没有办法把它给“补”上,却让女人来“补”。可见出女人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建设者,女人的本事和才能是超过男人的。而男人却是人类世界的破坏者和毁灭者,所以,《红楼梦》里的男人除了干坏事以外,都不如女人。是女人凭借她们的聪明和才智在支撑着这个被男人破坏得快要完全崩塌了的“天”。贾府这片“天”,也是由男人破坏而由女人来“修补”和支撑的。
    《红楼梦》里的男人,除了贾宝玉与贾兰(贾兰尚小,我们除了能从他母亲李纨判词“到头谁似一盆兰”的暗示里预测他将来可能不错)而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大多不成样子,有的甚至十分恶劣。
    贾氏家族自从宁、荣二公创下基业以来,已经是一个百年望族。但是贾府的儿孙们却一代不如一代。先说长房宁府,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早已过世,长子贾敷八九岁上就夭折了。次子贾敬虽袭了官职,如今却一味好道,只在都中城外玄真观修炼,烧丹炼汞,别的事一概不管。后因吃秘制的丹砂烧胀而死,死时腹中坚硬如铁,面皮嘴唇烧得紫绛皱裂。贾敬之子贾珍,虽身为贾氏家族族长,却既无才又无德。和儿媳秦可卿私通,秦氏夭亡,他“哭的泪人一般”,要尽其所有为秦氏送葬。在父丧热孝中,因为“无聊之极”,竟率领儿子和亲友骑射、聚赌,寻花问柳,无所不为。在贾府奉旨被查抄时,贾珍因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强占良民妻女为妾凌逼至死等罪行,被革去世职,遣往海疆赎罪。贾珍之子贾蓉,虽然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但生活上却和他父亲贾珍一样荒淫好色,实是一个下流无耻的浪荡公子。他不仅和婶娘王熙凤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其姨母尤二姐。
    再说荣府,贾代善、贾母之长子,现袭荣国公世职的贾赦,居荣国府长房之位。但他却安富尊荣,不务正业,为人好色,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本有一妻二妾,还硬逼着邢夫人去讨贾母的丫环鸳鸯做妾,又叫儿子贾琏去威逼利诱鸳鸯的父母、兄嫂。他对鸳鸯的哥哥金文翔说:“凭他嫁到谁家去,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其凶狠、霸道,终于把鸳鸯逼上了死路。他看中了石呆子家藏的二十多把古扇,石呆子执意不卖,他便勾结贾雨村,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抄没了古扇,攫为己有,逼得石呆子愤而自尽。贾母次子贾政,他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儿子宝玉的叛逆思想使他大为不满,动不动就骂宝玉“畜生”、“该死的奴才”。并亲自抡起大板子朝宝玉狠命打去,随后又要用绳子来勒死宝玉,“以绝将来之患”。贾政谐音“假正”,表面道貌岸然,实则虚伪狠毒。满口仁义道德,宽柔待下,而实际上他对奴隶的训斥却是:“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外甥薛蟠打死了人,他公然徇情枉法;对贪赃暴虐的贾雨村,他却最是热衷与其来往;外放江西粮道时,在他的纵容下,手下人横行不法,公然纳贿。他迂腐又古板,无能且孤独,儿女亲属相聚谈笑,他一出现就会让大家敛声屏息,兴味索然,致使贾母也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贾政的长子贾珠,早夭。作者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其作了很简要的介绍:“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贾政痛打宝玉时,王夫人怀念贾珠,说要是珠儿还活着,宝玉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可见,贾珠比宝玉不差,甚至比宝玉更有出息,但却成了短命鬼。贾政庶子贾环,从长相上看就不成个样子:“人物委琐,举止荒疏。”与丫环莺儿等赶围棋作耍,输了棋却耍赖:“故意装作失手,把那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一推”,企图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诬陷宝玉强奸母婢,以激起父亲贾政的冲天之怒而痛打宝玉,致使宝玉险些丧命;乘贾琏出关外探父病之机,与王仁、贾芸、邢德全等人合谋,欲将巧姐卖与外藩为妾。干尽了坏事,是个出了名的“坏小子”。
    相反,《红楼梦》里的大多数女性,都是作者充分肯定,或深切同情,或热情讴歌的对象。除了开篇红楼故事引子所写到的炼石补天的创世女神女娲外,还有太虚幻境里的众仙女,尤其是警幻仙姑。小说写警幻生得“翩跹袅娜”,超凡脱俗,她不但让梦游幻境的宝玉见到了《金陵十二钗册》、聆听了十二支《红楼梦曲》,而且高度肯定贾宝玉对女儿们的真情、深情和痴情,称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并把其妹“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宝玉。对于贾府现实世界里的女性,尤其是大观园里的女儿们,作者更是赞赏有加,有的甚至达到了深情崇拜的地步。从年寿上看,女性长寿且有福,贾母年高德隆、大福大贵,一直活到八十三岁仙逝。从贾母到巧姐,四世同堂共存;而男性却大多早故,贾敷八九岁就夭折,贾珠刚结婚就离世。从贾敬到蓉哥儿,只存三代。从精神气质、道德品貌上看,也是阴盛阳衰,男不如女。贾府宝塔尖之“太君”贾母,不仅资格老、威望高,而且涵养深、气质好,虽然年迈,但思想开放,性情高雅;王夫人虽然在处理丫环金钏儿、晴雯等事件方面显得过“狠”,只因为王夫人认为她们“勾引”坏了自己的宝贝儿子,而儿子宝玉正是她的“命”,而平时的王夫人却是吃斋、念佛,乐善好施,对下人也是“宽厚仁慈”的;邢夫人、尤氏、李纨等人虽然不很令人喜欢,但她们也没有什么恶行让人生恨。而那些青春女儿们,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奴仆丫环,作者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崇拜之情,不仅写出她们外在的美丽,更写出了她们内在的美好。寄居贾府的三朵奇葩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各有各的风姿,各有各的神韵:林黛玉,既有西施般的美貌、幽兰般的馨香,更有诗人之性灵、翠竹之风节;薛宝钗,既有杨妃般的艳美、牡丹般的富丽,更有君子之素养、学人之渊博;史湘云,更是天使般烂漫、海棠般皓洁,猜拳行令、醉卧花丛,“真名士自风流”。贾府“四艳”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也各有各的风神,各有各的灵秀:元春身为“贵妃娘娘”,却崇尚简朴,且情趣高雅;二小姐迎春,性情温柔,且善良诚朴;三小姐探春,文彩精华,而独具胸襟;四小姐惜春,虽不擅作诗,却长于作画。而大观园中的奴婢丫环,更是个个钟灵毓秀、清纯如水:怡红院里的花袭人,温柔和顺、“似桂如兰”;晴雯性似冰雪、质比金玉;潇湘馆里的紫鹃,对黛玉侠肝义胆,情同姐妹;蘅芜苑里的黄莺儿,心思细巧,娇媚可爱。贾母身边的鸳鸯,长得“水葱儿似的”,为人善良,办事公道,老太太“离了鸳鸯,连饭也吃不下”;王熙凤身边的平儿,更是“极聪明清俊的上等女孩”,为人平和、敦厚,恰如一株“凤仙花”;史湘云身边的翠缕,天真、清秀,活泼、娇憨,正像她主人的性格。在《红楼梦》里,即使是出家的尼姑妙玉,也是“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虽身在“槛外”,但内心却燃烧着对生命对生活火一样的热情。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巾帼不让须眉,须眉难比裙钗。两相对比,可清楚地看出作家对于恶浊男子的唾弃、对“男尊女卑”封建传统观念的反叛以及对以男子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的否定,可看出作家对于女性尤其是对于清纯女子和青春生命的纵情讴歌和深情崇拜,以及对于女性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
    二
    既然作家对于世俗男子是那样的厌恶、蔑视、否定,那为什么又塑造出贾宝玉这样不但不令人反感、厌恶,而且让人感到可亲、可爱的“男人形象”呢?这不有悖于《红楼梦》“女清男浊”、“女尊男卑”的“女儿立场”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贾宝玉这个形象,其实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男人形象”,而是一个融进了众多“女性因素”或“女儿因子”的形象,或者说贾宝玉就是一个“水做的骨肉泥做的人”,是“男人其表、女儿其里”的“复合”形象。从性别上说,贾宝玉自然是男性,是大观园中的怡红公子,是《红楼梦》里的第一男主角,生理上是个男儿身。但从贾宝玉的形貌到性格、气质、思想,都非常“女性化”,充满了女性化的特点,体现了清纯女儿的性格特征。先说宝玉的形貌。小说第三回,作家通过林黛玉的眼睛,两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个怡红公子的“秀色”与“多情”。当黛玉正在疑惑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时,小说写宝玉已经走了进来:“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不一会儿,当宝玉“换了冠带”后,小说又写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身种情思,悉堆眼角。”宝玉刚一出场,作家就紧紧抓住他的“女性化”形貌,并反复强调、烘托和渲染。而后,作家又通过北静王的眼睛,写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通过秦钟的眼睛写他:“形容出众,举止不浮,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通过其父贾政的眼睛写他:“神采飘逸,秀色夺人。”正因为宝玉有着这样一副女儿形、女儿貌,所以他让人产生了不少的误会:当他被花枝遮住,刚露出半个脸来时,龄官错把他当成了“丫头”;老祖宗在“眼越发花”时,竟指着他问“这是那个女孩儿”;1842年人卡尔·居茨拉夫在《中国文库》上发表文章,竟称贾宝玉为“少女宝玉”[1]134。宝玉所居之地怡红院室内的布置和室外的景致也形象地体现了宝玉女性化的心理要求:怡红院室内摆设精美雅致,色彩浓艳明丽,所以刘姥姥醉卧宝玉房间,醒来后问“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室外景观艳丽缤纷:“绕着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垣环护,绿柳周垂……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株芭蕉,那一边是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宝玉平常所密切交往的男性朋友,也大都具有女性化的特点:秦钟“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北静王水溶“形容秀美,性情谦和”,戏子棋官“妩媚温柔”。宝玉和他们充满了柔情蜜意。
    不仅如此,贾宝玉的心理机制、言语行为也基本上与女儿们融为了一体。贾宝玉在大观园“每日和姊妹丫头们一处”,他把自己满腔的真情、满腹的同情、满心的体贴都给了这些女儿们。他的情深挚而真切,纯净而丰富,细腻温柔,体贴入微,不愧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之称号。他对女性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他一见到宝琴的美貌,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声惊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他不但把所有的女儿当神仙来崇拜,疼她们、爱她们,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把全部的爱和情都献给她们,甚至恨不得自身化作女儿,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所以,深知宝玉“女儿情结”的小厮茗烟和宝玉一道在水仙庵祭奠金钏儿时,就祝祷祈求金钏儿“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
    宝玉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始终不渝地亲近着、赞赏着、崇拜着、同情着、体贴着、心疼着所有的女儿。不仅是黛玉、宝钗、湘云、宝琴、可卿,也不仅是袭人、晴雯、鸳鸯、平儿、香菱,就连偶遇的纺线村姑、穿红的女子,甚至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傅秋芳、刘姥姥信口开河讲到的女神、宁府书房墙壁上画中的美人,他都是那样的爱恋、喜悦、欣赏和崇拜,他希望能拥有她们,和她们生活上永远在一起,感情上亲密无间甚至缠绵亲昵。所以他在袭人家见到两个红衣少女后,回到怡红院便感叹道:“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见到睡眼朦胧的金钏儿在为母亲捶腿,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拉着手,悄悄的说道:‘我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罢’”。“怡红”是他人生的使命,所以他名“怡红公子”,居“怡红院”。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他“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袭人病了,“汤烧火热”,他安慰袭人睡下出汗,守着她。一婆子煎了药来,他便端着就枕与袭人吃,然后替她去了簪环,看她躺下,才离开。龄官画蔷他痴迷,只想到下雨淋湿了龄官,却不知道也淋湿了自己。香菱因斗草把石榴裙子弄脏了,他立即叫袭人拿来一条同样的裙子送给香菱换。晴雯死了,他又“洒泪泣血”作了《芙蓉女儿诔》来痛悼她;金钏儿投井自杀,他的内心万般摧伤,在凤姐生日那一天,带着小厮茗烟跑到十多里远的荒郊野外祭奠金钏儿;他所思所想所爱所怜皆为女儿,他以能为女儿们服役而欢心,以能使女儿们快乐而幸福。对于女儿们,他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快乐与悲伤。他快乐着女儿们的快乐,悲伤着女儿们的悲伤。
    在此,我们要探究的是,作家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来描写贾宝玉的形象?塑造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女性化特点与清纯女儿性格的男性主人公,有着怎样深刻的用意?细读作品,我们发现:当宝玉身上“女性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宝玉就愈加显得可亲、可爱;当宝玉身上恶浊男子的“淖泥成分”起主导作用时,宝玉就不时地显出许多“毛病”来。所以,我们认为,作家通过贾宝玉这个“女性化”形象的塑造,正是为了表现作者赞赏女性、崇拜女性、同情女性、心疼女性,为女性而放歌、为女性而落泪的思想情感,亦即“为闺阁昭传”的“女性立场”;正是为了表现作者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颠覆,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正是为了表现作者“女清男浊”、“女尊男卑”的反传统思想观念。同时,通过贾宝玉的女性化特点与女性化性格,还表现了人物形象的“双性气质”之美。现代心理学大师霍尔·荣格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2]53。这种“双性气质”理论否定了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模式,模糊了两性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使人物散发着一种“双性气质”的魅力。“魅力就是一个天资深厚的个性身上男女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激发出的光彩,有魅力的女人不失阳刚与严厉,有魅力的男人也有令人销魂的女性美之光”[3]。
    三
    同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形象,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融进了众多“男人因素”的“泥做的骨肉水做的人”,是一个“女性其表、男人其里”的“复合”形象。在王熙凤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既可看出许多“女儿”先天的美质,又可看出不少“须眉男子”固有的恶浊。从性别上说,王熙凤当然是“女人”,不是“须眉浊物”,但她又不属于贾宝玉所说的“女儿”。小说第三回作家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描绘王熙凤的外貌:“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一形貌,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作为女人的“美艳”,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了王熙凤具有须眉浊物的“凶狠”。
    贾宝玉曾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珠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确实,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统治阶级结了婚的妇女,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女仆,年龄越大,沾染的“须眉浊物”的恶习就越多。《红楼梦》中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等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贾宝玉十分惊讶和气愤地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这说明贾宝玉不是无缘无故地恨结了婚的妇女,而是她们沾染了男人的恶习,失去了女儿的纯洁和可爱,并且还像“浊臭逼人”的男人一样,又转过来欺凌和迫害别的女性。自然,王熙凤也属于这样“三变”的女性。不过,照王熙凤的年龄来看,她还不至于是“鱼眼睛”。那么,王熙凤在“女儿”时代是否就是颗“无价的珠宝”呢?这似乎不好断然下结论,因为作家对于王熙凤的“女儿”时代没有更多的描写,只是在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周瑞家的向刘姥姥作过一个简略的介绍:“这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别人都大呢。如今出挑得美人儿似的,少说只怕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这是说她的美貌、心机和口齿的出类拔萃,胜过许多男子,没有提到她曾经是一个“水做的”清纯女儿。那么,我们就按照小说文本的描写,来看一看吧。
    小说第三回就写黛玉曾听母亲说过,王熙凤未出嫁时,王家把她“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学名叫王熙凤”。黛玉进贾府后,贾母又告诉黛玉:“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从学名到俗称,从“自幼假充男儿”到“泼皮破落户儿”,可见出王熙凤天生就带有几分“男人的因子”,后天家庭又把她当做“男儿”教养,所以她的骨子里并非全是“女儿”的清纯,而是带了不少“男人”的恶浊。为了强调这一点,作家在小说第五十四回还专门描写了一个叫女先儿的人,讲了一个《凤求鸾》的故事:“这书上乃说残唐之时,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女先儿的故事,再次暗示王熙凤这个形象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形象”,而是包含了众多“恶浊男人因子”的男人形象的“异化”。所以,一方面,王熙凤形象既体现了如女娲、警幻等非凡女性的伟大与天才,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与贾府上下数百口人相处,表现出的机敏、聪慧和才干。不要说王夫人、邢夫人、尤氏、李纨等“女流之辈”望尘莫及,就是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须眉男子”也难以和她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王熙凤形象又体现了如贾赦、贾珍甚至胜过贾赦、贾珍等恶浊男人的凶狠、霸道、贪婪和刻毒,设毒计陷害尤二姐、设相思局害死贾瑞、为了三千两银子而断送了张金哥与未婚夫两条年轻的生命,可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王熙凤就是这样一个美与丑兼容、善与恶交错、充满复杂矛盾的“双性形象”。她身上体现出的“女儿”的美与善,使男人感到枉为大丈夫;她身上暴露出的“男人”的丑与恶,又使女子感到羞为女儿身。
    第五回,作家给王熙凤的画册与判词是:
    后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其判曰: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凤”本为雄性,此称“雌凤”,是说王熙凤是一个兼有“雌雄”双重性格的“复合”形象。“凡鸟”,合起来即繁体的“凤”字,点出王熙凤之名。意谓王熙凤再聪明、再有才,生长在封建末世,面对贾府不断走向衰败的必然命运,她也只能是只束手无策的“凡鸟”,无力回天。许慎《说文解字》“鸟部”云:“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4]卷四上,79意思是说,“凤”这种“神鸟”出现,“则天下大安宁”。而王熙凤的判词首句却说:“凡鸟偏从末世来”。这句话似有两层意思:其一,“凤”本为“神鸟”,而作者却故意用“拆字法”将它释为“凡鸟”,似对王熙凤之“才”含有讽意;其二,“神鸟”出现则“天下大安宁”,那么,“凡鸟”出现呢?自然天下就不会大安宁甚或大不安宁了。确实,贾府有了“凡鸟”王熙凤,就一天天走向衰亡;但贾府没有这只“凤”,更一天也维持不了颓败的局面。在贾府这个百年望族的末世,王熙凤就是这样一个既以女性的天才支撑着这个即将倾颓的大厦,延缓着它的轰毁,又以男人的恶浊蛀蚀着这座大厦,加速着这座大厦的坍塌。所以,王熙凤既是贾府的“功臣”,又是贾府的“罪人”。
    但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王熙凤仍然属于被男人、被社会所轻视、所鄙弃的“女流之辈”,所以,不管她怎样出类拔萃、怎样“机关算尽”,也仍然逃不脱成为男权社会的殉葬品和牺牲品,最终在贾府“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时,被“泥做的”恶浊男人所“休”。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于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5]12确实,综上所述,贾宝玉与王熙凤都属于世间“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人,贾宝玉与王熙凤作为“魔鬼”的那一半,便是他们“恶浊男人”占主导因素的那一半,作为“仙子”的那一半,则是他们“清纯女子”占主导因素的那一半。正如翻译家傅雷所云:“人真是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6]269
    总之,《红楼梦》的“女儿立场”,正体现了作家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和在艺术表现上的独特之思。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小说中所塑造的男人形象都是恶浊的“泥做的骨肉”,女儿形象都是清纯的“水做的骨肉”;巾帼不让须眉,须眉不如裙钗。另一方面从个体上看,即便如贾宝玉这样的“男人形象”,他的“善与美”也正体现在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男人”,而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而如王熙凤这样的女性形象,她的“恶与丑”也正体现在她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化的女人”。
    注释:
    ①本文所引《红楼梦》文本,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参考文献:
    [1]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3]康正果.魅力的构成及其颓废[J].读书,2001,(4).
    [4]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朱光潜.谈美书简[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6]傅雷家书[M].北京:三联书店,1981.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011年第38卷第2期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8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