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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 盛唐的阳刚之气从哪来?


    话题 | 盛唐的阳刚之气从哪来?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北方草原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以游牧为主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与农耕文化产生了交汇,“有容乃大”的文化格局深刻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实践。以唐诗为例,盛唐诗雄浑壮美、充满阳刚之气,既与盛唐强大的国力、统一的疆土、开放的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也与盛唐人尚“胡”且主动接受北方民族的文化有密切关系。
     
    今天,我们就为各位书友解读,盛唐时期,唐人到底有多尚“胡”。


    

鲁迅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鲁迅先生所谓“胡气”,一则是指唐代帝王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同于前代、后代帝王的大气魄,二则是指唐代帝王具有的“胡人”血统。陕西省礼泉县昭陵碑林第二展厅中陈列的“唐太宗庙碑”上刻有李世民半身像,其面部为络腮大胡须,极似少数民族形象。《旧唐书·本纪·高祖》载,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在北魏时“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东土城子。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高祖之母、太宗之母,均为鲜卑人。陈寅恪先生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他们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中间,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的程度很深。唐朝统一天下后,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就自然被带到了中原。何况,唐都长安西晋以来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活跃的地方,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先后以长安为首都,时间长达120年。这里“胡风”浓郁,绵延不绝,影响深远。
    


    

陕西昭陵博物馆内李世民塑像


    

《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从听胡乐、吃胡食、穿胡服、戴胡帽、着胡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来看,“胡”风几乎渗透了盛唐人的日常生活,盛唐人的文化行为和审美情趣多吸收、融合了胡人观念、价值,成为盛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胡”字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诸如: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
    ——陶翰《出萧关怀古》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王维《老将行》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李颀《古从军行》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
    ——储光羲《关山月》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从中足以看出“胡文化”对盛唐的广泛影响。
    


    


    

在一般中原汉族统治者(所谓“圣王”)眼里,北方游牧民族贪婪好利、尚未开化,习俗、语言与中原迥然不同,处于荒漠之野,随草畜而居。“圣王”对他们不仅心怀偏见,而且始终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基本采取不接触、不亲近的态度。汉语中的“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胡闹”“胡扯”“蛮不讲理”“蛮干”“蛮横”等词汇,大约都与中原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误解乃至轻蔑有关。而唐的最高统治者则不然,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到继任者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一以贯之,平等地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终唐一代,与唐王朝保持政治隶属关系的少数民族政权多达三百余个。
     
    长城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分界,同时也成了隔绝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人为屏障。“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秦汉以来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总长度达六千余公里,其主要功能就是防范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长城不仅是屏障,也是巨大、冰冷的隔绝,历代统治者虽然修筑长城不已,却从未能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唐则不然,对于唐王朝的北部边防和生息其间的北方游牧民族,唐太宗有自己的判断和自信。“历代长城的修筑,不只是把外族圈到了长城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局限自己在关内。废弃长城,使得唐王朝视野宏阔,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羁縻府州制度,影响的范围大大超过前代。”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在唐军的不断进攻下连连失利,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前来归附者达十万众。对如何处置众多曾为边患的突厥归附者,在朝议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者有之;主张趁机强迫其汉化,“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者有之。连一代名臣魏征都主张将这些突厥归附者全部驱逐出境。中书令温彦博则建议依照汉代置匈奴降者于塞下的旧例,保留突厥的部落组织,不改变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唐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建议,东突厥人得以安居乐业,并为唐王朝的强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挡住了在漠北强大起来的薛延陀的南下,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突厥骑兵成为唐太宗有力的助手。贞观十八年(644年),有人怀疑归附十余年的东突厥首领俟利苾可汗的忠诚,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基于这样的观点,唐太宗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始终如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已在位20年的唐太宗依旧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四夷,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也是他能统一天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唐太宗不仅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王朝繁盛的根基也由此奠定。


    


    

“胡越一家”“爱之如一”,不仅较成功地解决了与四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也使唐王朝能从不同类型的文化中汲取丰厚的养分,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强大的文化。唐太宗以空前的开放和大气,赢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敬重,被尊为“天可汗”。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为最要之关键。”“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血统并不是识别种族的最重要标准,关键在于所接受的是何种文化的熏陶,是在何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说到底,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族徽而非其他。没有“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和“胡化”,李唐王朝的空前兴盛是不可想象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王朝开放的胸怀,不仅强大了国力,同时也给中国的文学艺术带来不同凡响的高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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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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