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读 |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圣人之道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美学家、书法家。他生活的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王阳明在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从事的文艺活动，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险恶崎岖的政治生涯和征战南北的军旅生活密不可分。他知行合一的思想也为后世所不断实践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党忠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今天，我们为您解读为中华文化谱写新篇章的阳明思想。
1529年，王阳明病逝。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颗明亮的星陨落了。然而，他用心血创建的哲学心学体系，却永存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并日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行是知之成”的实践功能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突出的、首先需要明确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中心是神还是人？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在西方，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并主宰着宇宙万物；在中国明朝，虽然笃信天神存在的佛、道还有一定的影响，但禁锢思想界头脑的精神枷锁则是脱离了现象界的“天理”。它将心与理、理与情、知与行二分，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口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接过张载的“横渠四句”提出的时代哲学的重大命题，吸取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创建出一个具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和范畴概念的心学体系，以当时学术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承前启后的新贡献：他弘扬圣人之学的优秀传统，使《大学》古本“再生”，“宣扬光复于世”，赋予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亲民”以新的生命；他的思想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旗帜，以广阔的视野，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的理论，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与佛、道弃绝人伦、舍弃对家国民生情怀的“虚”与“无”划清界限；他强调“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批判唯理论哲学关于身与心、心与理、灵与肉二分对立的观点；他原创性地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行是知之成”的实践功能，并将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以“致良知”——“知行合一”，架起了从纯粹理性（天理）到实践理性（至善）的桥梁，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的统一；他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乐之本体”的理论，展现出新儒家追求的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真乐”与“天乐”的至善、至美的“天地境界”，标志着理性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换。
知行合一论是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阳明学”中最具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主张。从很多历史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知与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王阳明认为他所面对的有三种人，持三种态度：一种人是“冥行妄作”，“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一种人是“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而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种人，则认为“必先知而后能行”。这三种人不论是冥行妄作而不思或空思而不行，还是先知而后行，都是割裂知与行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钦定的“朱子学”力倡的“先知后行”论。王阳明尖锐地指出，这种在当时广为流行的哲学思潮，有悖于圣人之学，无益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阳明贵阳龙场悟道之后，决心救治哲学机体中出现的这种“支离决裂之痛”。正式提出“知行合一”论，并以《大学》中说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经典佐证，说明自己传承和弘扬的正是圣学的优秀传统。
“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而良知则是心之本体；行，即是实践。知与行合一，则将实践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知行合一”是一个过程，是动态地、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向前发展，贯穿在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使阳明学成为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知行合一”论的提出，是王阳明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逻辑学的统一，为他正式走上成圣之路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自王阳明创立心学，提出“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概念体系500多年来，人们对“阳明学”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界、学术界关注“阳明学”，而且一些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也十分重视“阳明学”，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论。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称:“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在《讲堂录》笔记中记载，当年毛泽东很重视“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的体悟，并说：“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底光明）”。王阳明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即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青年毛泽东的课堂笔记，显然是赞扬陆、王解放思想、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的心学传统。
知行合一与《实践论》
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存在着二重性和矛盾性，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性去观察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知对于行的依赖关系，未能揭示出知与行的科学内涵。对于如何实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和实践及其特点和规律是什么，王阳明没有解决，而这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辨析了中外哲人的不同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辩证地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实践论》的副标题即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王阳明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肯定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赞成王阳明关于人的认识是以五官感觉的直观体验为前提的观点，王阳明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理论的来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丰富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阳明说“行是知之成”，这话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含有“行”（实践）是检验“知”是否正确、是否达到和完成了“知”所预设的计划的意思；但说“知是行之始”，则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更要重视承继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找回它的“根”和“魂”。在500多年前，王阳明创建的心学体系中那些属于未来的因子，他的宇宙观、哲学观、文艺观、价值观和知行合一论，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它的生机与活力。
延/伸/阅/读
圣人之学，心学也。宋儒以知识为知，故须博闻强记以为之；既知矣，乃行亦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圣贤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
（见束景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感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来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 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见《王阳明全集》第3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713—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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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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