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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教授住在清华西院 42号和 43号院，现在这里私搭乱建，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样子。
    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其他四大导师来清华都特别简单，就是校长发聘书，他们来就职就行了，只有王国维是奉诏入园。清华最初请他来任教，他说我不能答应，我必须先上一个奏折给皇帝，皇帝同意了我才能来。所以，是废帝溥仪颁了诏，王国维才奉诏进的清华园。
    其实，北大有位大学问家叫马衡，他在 1921年就问王国维，能不能来北大当教授。王国维问他的好朋友罗振玉，我答应不答应，罗振玉说你先别答应，你最好能进紫禁城当差。王国维问罗振玉，那生计问题怎么解决。王国维多年一直跟着罗振玉，罗振玉一直救济他。罗振玉说你去找升大人，求他转告溥仪，请你进南书房做行走。罗振玉说的升大人叫升允，原先是甘陕总督，清朝遗老，跟皇帝关系特别好。王国维去见了升大人，升大人说我帮你努力。所以王国维和罗振玉都没有接受北大对他们的聘请，只答应做函授教授。 
    1923年，溥仪想请一些最有学识的人进紫禁城当帝师，升大人就介绍了王国维。王国维当时在上海，他得了一场病，回海宁老家养病。如果看一些纪录片或者回忆文章，都说他在海宁犹豫，到底进不进故宫，因为溥仪毕竟是废帝，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了。我看了他当时的书信往来，其实他根本没犹豫，反而高兴得不得了。他跟罗振玉的书信往来，已经在商讨什么时候进京，进京的时候得穿朝服，没朝服怎么办，向谁借，讨论得热火朝天，心潮澎湃。5月，王国维进京。6月，他穿上借来的朝服，从午门进到故宫，朝拜溥仪，溥仪封他做五品官，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时代设置的一种差事。所谓 “行走 ”，就是你原有一个官位，但到另外一个职位执勤。南书房行走，就是翰林院的官，在康熙的南书房轮番执勤，跟皇帝对诗，对四书五经，讲典故，相当于半个帝师，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当皇帝的机要秘书。但雍正建了军机处，大量的行政权力转移到军机处，所以此后的南书房行走只是帝师，或者皇帝的文化顾问，没了机要秘书这个职能。尽管如此，在清朝翰林看来，这仍是一个最高奖赏。
    王国维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奖赏，因为只有翰林才能做南书房行走，而他不是翰林，只是秀才，连举人都没考上，他能跟其他翰林在一起，做南书房行走，他觉得无上光荣。
    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的时候，提出过一些建议。在 1924年年终，他曾建议建一个皇室博物馆。原来属于皇家藏品的一些东西，都在民国治下了，民国为此建了很多博物馆，王国维建议，咱紫禁城，也应该建一个由皇家控制的博物馆。他想得特别天真。他说如果建了皇室博物馆，它是古今文化荟萃之所，一旦民国或者外敌要侵入，抢这些宝贝，全世界都不会答应，会出兵保卫它们。这个建议，废帝没有重视，因为皇宫里面特别复杂，有各种派系的斗争，容不得废帝想这类事，他想的是财政问题和复辟问题。
    民国初建时，跟清室有个交易，就是优待清室条件，其中第二条规定，每年民国政府要拨给故宫 400万两白银。400万两实在是不少。日本天皇是实权皇帝，他一年的费用如果合成中国白银的话，是 200万两。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辈子跟国会吵架，说给她的钱太少了，她每年能拿到多少呢，合成中国白银是 48万两，直到晚年的时候，国会才批准变成 700万两。慈禧的时候，整个内廷的花费，也就是 50万到 60万两白银。换句话说，民国政府是在自己风雨飘摇财政收入不好的情况下，拿出巨资来养溥仪的小朝廷。此外，优待清室条件中没有处理好的一件事，是清室财产归属问题。在欧洲，发生了革命或政治变革之后，王室的财产怎么处理，99%没收。比如说凡尔赛宫，没收，变成国家的博物馆，只有 1%留在皇族手上。但是故宫里的所有宝藏，却属于溥仪自己，没有变成国家的。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一是溥仪这个小朝廷，拥有 400万两白银年收入，所有跟这笔巨资有关的人，便会产生种种想法，比如说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和贪污，二是故宫里的皇家财产，因为没做正确的划分处理，这些东西属于溥仪，溥仪尽管有那么大的年收入，但他仍在变卖财产，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抨击他盗卖财产，但这说不通，因为那东西就没说好是属于国家的，溥仪无非是在贩卖自己的宝贝，再加上太监和宫女也偷出东西去卖，所以当年地安门的古董店，卖的就是从故宫里偷出来的珍品。
    所以溥仪在 1924年 3月委任郑孝胥做总理内务府大臣，整顿内务府，要厉行节约，节约下来的钱干吗呢，做复辟活动。溥仪的小朝廷，除了财政搞得很乱，他们还一直想着复辟，民国政府非常不高兴。这个时候，王国维经常跟罗振玉通信，批评郑孝胥的改革，预言他一定会失败。到了 6月份，郑孝胥果然失败了，内务府大臣原来是绍英，郑孝胥失败后，所有权力又回到绍英那儿。这绍英也把一些字画和珍贵物品拿出去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绍英把一部分字画拿给王国维，让他去卖，但王国维一辈子一直是罗振玉提携，他等于欠罗振玉很多东西，罗振玉便把这些字画从王国维那儿拿走给卖了，说你欠我的债就用这些抵了，可这样王国维就没有脸去见邵英了。所以在溥仪看来，王国维后来自杀，是因为欠绍英的债。
    总之，小朝廷派系斗争特别厉害，王国维很不满。所以他说，我只认真做一件事，就是教导皇帝，做一个合格的仁君，振奋起来，重新夺回天下。
    小朝廷一直想着复辟，旧北洋将军很不满意，1924年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把溥仪赶出故宫。优待清室条例中有一条说，废帝暂居故宫，适当的时候，移居颐和园。所以冯玉祥就把溥仪赶出了故宫，说你自己找个地方住，我只负责保卫你的安全。溥仪跑到后海的醇亲王府，醇亲王想到民国政府不喜欢溥仪，他住我这儿会不会牵连我，所以不让他住。1925年年初，在日本策动下，溥仪去了天津日租界。
    王国维正是 1925年 2月接到的清华国学院的邀请，他说我不能马上答应你们，清华是新式学校，我是清朝遗老，南书房行走，我得看看皇帝批准不批准，所以他写了一个奏折，溥仪批了，所以王国维奉诏入清华。
    一进清华，王国维就住进清华西院，他的书比较多，所以后面的院子放书，前面的院子是他住的地方。
    王国维 1925年进清华国学院，1927年自杀，所以任教时间非常短。他的所有著作和学术成就，基本在这之前就完成了，所以他在清华也就是上上课，指导指导研究生。他对清华，没有太多贡献，就是普通一个导师。
    他自杀的那天，已是 1927年 6月，是学期末。他来到办公室，说要把学生的成绩评定一下，但发现卷子没带，所以找听差回家取来卷子，他把评定和成绩写好。然后，他跟一个同事讨论新学期的招生工作，讨论得热火朝天。最后，王国维向这个同事借 2块大洋，这同事没带，只给他 5块纸钞，他拿着钱，出了门，像现在打的一样，叫了一辆驴车，去了颐和园。在颐和园鱼藻轩，他抽了一根烟，然后扎进水里就死了。
    验尸官第二天从他身上找到一封遗书，其中有两句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说明他是想好了才死的。可是他在临死的一上午，又给学生判成绩，又讨论新生入学，一点没有死的迹象，所以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团。
    他的死因，后世有好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殉清，为清王室死，我赞成这种看法，同意这种看法的人也比较多，梁启超、鲁迅、曹云祥校长基本都这么认为。王国维来国学院，跟其他导师极不一样，他梳着辫子。他中间剪了辫子，辛亥革命之后，他又把辫子留起来了。要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溥仪都把辫子剪了，王国维却留着辫子在清华教书，穿的是古代的大袍，腰上系着布袋子，头上戴着小瓜皮帽。清华是带有美国气质的学校，新式学生能接受这样一位老先生，也挺不容易的。
    他非常关心复辟问题，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王国维和罗振玉频繁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特别振奋，对王国维来说，张勋是个特别伟大的人。
    他完全是遗老形象，所以说他殉清，我挺赞成的。
    第二种说法是惊惧，害怕，1927年，北伐军已经接近北方，他们在湖南的时候，杀了一位前清遗老的国学家，在浙江的时候，把章太炎的家给抄了，所以王国维很担心北洋军进京以后，他还能不能活下去。王国维完全不懂时局和政治，是个书虫子，他更多的是看梁启超怎么看这些问题。梁启超 1月的时候，曾给家里人写信，说南方已经是工人世界了，知识分子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这是梁启超对南方革命的判断。到了 3月，梁启超说：“北伐军进了北京以后，绝不会放过我的。”所以很多人劝他避难，梁启超住在清华北院，5月学期快结束了，他便回天津租界避难去了。所以王国维非常害怕，与其革命军打来以后把他杀掉，自取其辱，还不如自杀算了。
    你们知道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背景是什么吗？为什么他也有某种担忧，那篇散文写于 1927年 7月，其实也是担心国民革命军进京后会杀掉自己。北伐军最开始时是国共合作，本着苏联的一些原则，其实挺左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很值得怀疑，也确实像梁启超说的，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你就挺危险的。
    第三种说法是陈寅恪独有的一种看法，殉文化，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觉得中国文化一直在坍塌，到了 20年代，已经坍塌得不像样子，因为这一点，他干脆不活了。这观点我不同意。我们现在看历史，觉得新文化运动作用极大，好像此后全是新文化，旧文化全都颠覆了，其实仔细想想，当年多少旧思想还在，多少老先生还在，多少文物没被毁掉，所以其实 20年代没多大变化，王国维不会因此而死。
    第四种说法是欠债，刚才说过，溥仪说绍英把一部分字画给了王国维，让他去卖，罗振玉却把这些东西拿走，卖出去的钱没给王国维，王国维便欠了邵英的债，于是死掉了。另外，郭沫若写过一些文章广为流传，几乎成了定论。他说王国维和罗振玉一起做买卖，欠了债，王国维的债记在罗振玉名下，等于是欠了罗振玉的债，此外，王国维的儿子娶了罗振玉的女儿，王国维的儿子死了，罗振玉就让女儿回家守节。不嫁别人，你王国维每年给我 2000两白银，做补助费，要知道 2000两非常贵，等于是每月近 200两，王国维支付不了这钱。罗振玉老向他逼债，他还不上，于是就自杀了。但是，如果查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书信往来，其中毫无债务商讨记录，所以这只是传说，没有证据。
    第五种说法是死谏，说王国维看出来，溥仪在罗振玉他们的劝说下，想跑到日本去，或者在日本扶植下，建立一个像后来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王国维跟这些人意见不一样，所以以尸谏的方法，劝溥仪振作，凭借自己的力量恢复大清，不要依靠日本人的扶植。这说法没什么证据。倒是王国维死后第 5天，溥仪接到一个折子，据说是王国维死之前写给他的，劝皇上要振作，要复辟，后来查实这个折子是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伪造的。
    第六种说法是综合说，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全是死因。
    我觉得，一是殉清，一是害怕，再加上欠绍英的债，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让王国维自杀了，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殉清。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去昆明湖自杀吗？刚才咱们进西院的时候，外面就有一条河，清华有这么多条河，工字厅那地方还有湖，跳进去不就可以死嘛，为什么非要跑到颐和园去死呢？优待清室条件中不是说了吗，废帝暂居宫禁，适当的时候，移居颐和园！所以，颐和园本该是溥仪的家，死也要是他的鬼。
    他投湖的地点叫鱼藻轩，典出《诗经》的“鱼在在藻”，讲的是水草和鱼的关系，其实是说君和臣的关系，鱼依附在水草旁边，就像臣依附在国君身边一样。王国维作为大学问家，深知鱼藻是什么意思，所以专门选了那个地方死。那地方湖水极浅，只有一尺深，想活站起来就行了。死的前 3天，他曾带着一个朋友去过鱼藻轩，他说天下都脏了，只剩这一湾水是清净的。
    王国维的死，有这么多种猜测，但总的来说还是个谜。
    他有 9个孩子，有 1个死了，有 8个孩子活着，这些孩子都应该知道一些细枝末节，但他们对父亲的死全是守口如瓶，没人说过任何一句话，说话的都是他的孙子辈，离他比较远，所以弄不清他到底为什么死。
    王国维小时候生活在海宁，一直想出去看看大世界，活得好一点，特别是能去日本留学。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当年的中国人跟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人那得恨死日本了，可当年那些中国人我觉得更伟大，他们偏偏是想看看这个蕞尔小国，到底为什么能把我们打败，反倒是要去敌人那里去留学，去学习他们。王国维也有这种想法，想去日本。但他家里没钱，只可以带他从海宁出来去上海，于是在爸爸陪伴下，王国维来到上海，在梁启超担任总编的《时务报》工作。
    王国维去了《时务报》才知道，那里只是安排他当校对员，所以很不满。有一次他正在喝闷酒，抽烟，朗诵自己写的作品时，罗振玉去找《时务报》经理，发现王国维写的东西不错。他告诉王国维，我办了东文学社，你可以到我们那儿学日文，学英文，学数理。王国维说，我没钱，去你那儿怎么交学费啊。罗振玉说，你打工挣 30块钱，正好我们的学费是 30块钱，这不就够了嘛。如此，王国维去了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东文学社基本全是日本外教，日本外教第一教会了王国维日语，第二向他推荐了一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而日文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对王国维的一生，影响极大。
    最后，王国维终于在 1901年跟罗振玉去了日本，但 1902年就回了中国。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觉得要避难。其实没他什么事，在清朝最后的政治改革中，他和罗振玉都在学部供职，罗振玉是学部参事，王国维只是学部的编译员，但他们俩都觉得应该避难。如果他们去海宁，要坐船走，可船价涨到了 20两银子，太贵了，所以两人没走成。过了几个月，他俩觉得不行，还是得避难，于是两人去了日本，在日本住了 4年。罗振玉收藏了很多殷墟甲骨，王国维在日本的时候，开始研究甲骨文。
    王国维是一个矛盾体，他很早就接受了新学，但在政治上，他一直以清朝遗老的心态对待复辟问题。他的心里，好像有一种对清朝的执念，真是非常奇怪。他是汉族人，是大学问家，应该清楚地知道满人是外族，优待清室条件怎么说的，说是皇帝可以保持他的尊号，中华民国会像对待外国元首一样对待他，如果是本国元首，那是君主立宪，留存你的皇帝尊号，把你当成外国元首，所以这清楚地表明满人是外族。王国维没绕过弯，他是汉族人，却忘记满人是外族。
    他挺复杂的，不好理解，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凡是自杀的人，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因为糊涂，他有好多事自己没摘清，没活明白，稀里糊涂就死了，因为勇敢而自杀的人，可能只有屈原。
    

责任编辑|崔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