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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及斯:“[歹勺]”字新解


    提要敦煌汉文人名材料中有一个常见的音译词“悉”,其中“”字的音义和来源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高田时雄(2020)考订“”为藏文词汇stag中“tag”的对音,是由“歹(多)”与“勺”反切合音而成的一个字,读端母铎韵。本文认为“”字并非由偏旁反切合音形成,而是藏文字母ཏག(tag)形体“汉字化”的结果。
    敦煌汉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含有“”的人名,如上悉夕(Дx6036V)、郭悉忠(P.4989)、悉心儿(S.11454C-1)、氾悉力(BD15493)、康悉心(P.3391V-6)、唐悉子(BD649)、彭悉(S.2894V-6)等,此字学界一般释录作“”(有时也录作“的”“约”“殉”),但其音义为何,却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
    1.“”字反切造字说
    高田时雄(2020)将藏文音译词“悉”与藏文人名中习见的stag(亦译为“悉诺”,意为老虎)一词对应,指出“”是专为记录藏文词“stag”中“tag”这一音节新造的汉字,即“歹(多)[tâ]”+“勺[źiâk]”——“[tâk]”。“歹(多)”《广韵》得何切、歌韵端母,代表反切上字;“勺”市若切、药韵禅母,代表反切下字;两字相切,以一种特殊的造字法构成了“”字。
    高田文将“”与藏文“stag”中“tag”的音节相对应,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笔者对其中大部分观点都十分认同,但有关“”字造字方法一节,仍有不少疑问。将“”看作由“多”与“勺”反切而成的字,虽然读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始终无法解释写本中“”字从“歹”而不从“多”的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将“歹”还原为“多”再进行合音与文字产生的逻辑不符。
    徐复等先生讨论“歹”字的来源时,曾提出“歹”源于藏文字母的论断,受此启发,我们推测“”的构形理据或许并非来源于声,而是来源于形。
    2.“”为藏文字母“ཏག”的汉字化
    “”不见于后世材料,仅见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人名材料,以“悉”为名者在写本中有数十例,其中“”的字形可能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变化。
    1)早期文献中的“”字从“歹”从“勺”,结构清楚、明晰,如作(S.3287V-1)、(P.2449V-2)、(P.2469V-2)等。除上述规范的书写形式外,写本中还有如(S.11454C-1)、(Дx6036V)等手写变体。
    2)在“”的基础上,“歹”旁的起笔短横脱落写作“夕”,整字成“”形。如(BD15493)、(P.4640V)、(P.4640V)、(P.3753-2)。这一阶段的“”,书手在手写过程中,字形或发生内部类化,出现两个“勺”字并列之形,即写作“”形,如(S.2894V-6)、(P.3391V-6)、(BD9520V-2)、(P.3418V)。
    此外,受手写体影响,“”字从产生以来,便不断出现一些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偏旁结构变形的字例,如(IOL.T.J.915)、(P.2964V-2)、(BD15155)、(S.323)等。
    同时,敦煌藏文材料中,作为人名出现的“stag”有数百例之多。藏文སྟག(stag)中字母ས(sa)为上加字,对音时一般作“悉”或“思”,如吐蕃时期著名的stongsar部落便译作“悉董萨”或“思董萨”。在藏文写本材料中,སྟག有时书写较为规范,如(P.t.1781);有时较为潦草,如(P.t.1491)。连笔书写时,上加字ས(sa)与基字ཏ(ta)会有部分笔画重叠,以(P.t.1089)为例,左上部即上加字ས(sa),左下部即基字ཏ(ta),左侧上部折笔即ས与ཏ共有的笔画,左部形体看上去像是起笔处多一折笔的“歹”字,实际上是由ས与ཏ二字母共同组成的;其中的基字(ཏ),则与汉文材料中“”字的左旁非常接近。同时,སྟག中后加字ག(ga)的形体与汉字偏旁亦有一定的可比性。ག(ga)在实际书写中多以两种形态出现,一种书写较为规范,如(P.t.63)、(P.t.1089);一种书写较为潦草,如(P.t.1329-30)、(P.t.2124)。从形体上看,藏文字母ག(ga)可写作形或形,以汉字偏旁类比,将其看作“勹”“勺”“匀”“勾”“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