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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多洛夫:对自我与他者的梳理与调和(2)


    托多洛夫在“诗学”丛书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1984年问世的《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之后,他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其他领域,从出版物看,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这也使托多洛夫拥有了众多的头衔,有些头衔看起来甚至相互矛盾:他是文艺学硕士,心理学博士,他是结构主义理论家、符号学家、艺术理论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熟识他的人则声称他更愿意别人把他看作历史学家尤其是思想史学家……
    尽管涉及如此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科与领域,有几条相辅相成的线索始终贯穿于托多洛夫长达50年的学术生涯中。首先是他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梳理。他的研究不仅出于对他者的兴趣,更出于在人类的种种实践活动与理论思考中,梳理出一种类似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发展史或者说类型学。他考察美洲征服史,考察17世纪荷兰绘画,考察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是。因此,从头到尾,可以说都有一种结构主义与他如影相随。但是,他的感人之处在于,于研究之外,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很多人由此说他与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格格不入。这一立场当然是对他者、对差异的开放与接纳,但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调和”的责任,即他面对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对一条于双方都有利的折中道路的不懈追寻:在评论17世纪荷兰绘画时,他意图令善与美和解;在评论卢梭时,他意图令个体与社会和解;甚至在扼腕“文学濒危”的时刻,他仍然意图令另一种实用主义文学观与另一种“孤芳自赏”的文学观达成和解……在每一次,他所提供的建议都是爱,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类的爱,这也多少使他具有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外形。
    1964年,也就是《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出版的前一年,托多洛夫已经在列维斯特劳斯和本伍尼斯特主编的《人类》杂志中发表了介绍俄国形式主义的论文,而他最后一部著作的书名是《不屈者》(又译《不顺从的人》)。仿佛是一种巧合,在他去世后,一些媒体赋予他的标签是“不屈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humaniste,有些时候也被译作“人文主义者”,但对于托多洛夫来说,译作“人类主义者”似乎更加合适。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这个称号,这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