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洛夫：对自我与他者的梳理与调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15 文艺报 曹丹红 参加讨论
2017年2月8日中午，我像往常一样，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浏览微信各圈，却在一个文学文化圈里看到一条消息：托多洛夫于2月7日去世。尽管我知道托多洛夫年事已高，且近些年健康堪忧，离开是迟早的事，但我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几个字带给我的冲击。 我并不认识托多洛夫，如果“认识”意味着有私人联系。我只是翻译过托多洛夫一本算不上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批评，因研究的关系读过大师不少著作，有幸与大师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2015年10月，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俄国形式主义百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托多洛夫作为毋庸置疑的权威受邀出席会议并发言。1965年，年仅26岁、初到法国两年的托多洛夫就编选、翻译、出版了《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首度将俄国形式主义译介至法国，为法国的文学和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对法国结构主义诗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实际上，这部文集不仅影响了法国，还影响了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因为如意大利等国的学界正是通过这部法译本了解到俄国形式主义，而之后很多国家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译介尽管往往直接从俄语翻译，但在收录文章的取舍上都借鉴了法译本的选择与编排。 在“俄国形式主义百年纪念”开幕式的圆桌会议上，托多洛夫理所当然地讲述了自己译介《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的始末，自己如何初到法国人地生疏，如何因热奈特、索莱尔斯的帮助，又因此前与雅各布森在索非亚的相遇，译介过程中与什克洛夫斯基在巴黎的相遇等种种机缘，最终得以在瑟伊出版社翻译出版《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又如何在自己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先后三次（1964年、1982年、1997年）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解读。当时托多洛夫的健康状况已不太理想，疾病缠身，发言时行动迟缓，说话吃力，不时被自己的咳嗽声打断，当我回看圆桌会议的录像，发现他还不时努力克制自己双手的颤抖。但他的思维仍然像他的著作所表现的那样，富有逻辑，简洁优雅，发人深思，而他也努力用带着明显口音的法语，尽量缓慢而清楚地讲述自己的形式主义研究史，说话风趣，带点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轻微嘲讽，却也一再重申形式主义之于过去、之于今日的重要意义。我不知道他之后有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或许再也没有如此长时间的发言，所以那一次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话仿佛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次简单总结、一次相当正式的告别，也许他自己当时并没有预感，但擅长马后炮的人回想起来应该如我这般，无比唏嘘。 如很多当代法国学者一样，托多洛夫不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于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963年，在索非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托多洛夫来到法国，在罗兰·巴特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危险关系〉的符号学分析》的撰写，并于1966年通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65年《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的出版令托多洛夫在法国学界崭露头角。1966年，他应该是在导师罗兰·巴特帮助下，在《交流》杂志第8期发表《文学叙事的类型》一文。这次的发表对托多洛夫来说不仅是一个机遇，从某种程度上也帮他明确了未来近20年的研究方向。这一期《交流》在法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巴特在此发表了《叙事文结构分析导论》，格雷马斯、布列蒙、艾柯、热奈特等人也有重要文章发表，可以说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与诗学的里程碑式成果。之后，托多洛夫又乘胜追击，于1968年为瑟伊出版社的文集《什么是结构主义？》撰写《诗学》一文（此长文于1977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于1969年出版《〈十日谈〉的语法》。从1970年开始，他与热奈特、西苏三人在瑟伊出版社支持下，共同创办文学和文论研究杂志《诗学》，主持“诗学”文丛，自文丛创立后，为其贡献了多部著作。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托多洛夫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法国结构主义诗学的代表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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