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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史铁生的两封旧信(4)


    丁玲心犹不甘。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所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至1957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徐光耀、陈登科、邓友梅、玛拉沁夫等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青年作家呀!那时候,她在青年作家心目中,俨然是一个文坛伯乐和盟主的形象,怎么事隔三十年,青年作家们几乎全都集合到了与她至今未握手言不和的周扬麾下了呢?于是,原定的在家设宴与青年作家交流的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史铁生、邓刚和唐栋应邀出席,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她的秘书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江南》2010年第六期)一文中写道:“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小时,老作家说得多,尤其丁玲说话多。三个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都有些失望。晚饭毕,青年作家告辞说:‘丁老,这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走了,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冯牧和丁玲住在一个大院。丁玲听了,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当我重温史铁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就不难明白他之所以说“丁玲同志这么热情,我当然是要从命的”,完全出于一种礼貌和对文坛老前辈的尊重。然而,尽管他当时主观上不想“怠慢了丁玲同志的盛情”,却终究因“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而形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场面。而告辞时所说的“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这句话,更使丁玲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冯牧与丁玲同住在位于木樨地的部长楼。我想,当初他答应丁玲的邀请时,也许就已有了顺便去冯牧家拜访的打算。丁玲此举,反而给三位青年作家创造了一个亲近冯牧的机会。而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正、副书记的张光年与冯牧,在她眼里,正是周扬的左膀右臂,深受中青年作家的拥戴。因此,如此看来,丁玲这次失败的家宴,全然是她意想不到的结果!
    1987年,徐晓曾在《我的朋友史铁生》一文中写道:“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来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引自徐晓著《半生为人》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我不知道史铁生是否拒绝过丁玲的一次邀请,但从他给的我信看,他是真诚地接受了丁玲的邀请的。丁玲、冯牧两位文坛前辈和史铁生已相继离开了我们,无疑,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是一座纪念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