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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史铁生的两封旧信(2)


    结识史铁生的当晚,我就到三里屯找徐大夫去了。当时,徐大夫是借住在《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郭梅妮家。徐大夫忙极了,晚上还要给好几个病人针灸、按摩。等到十点过后,我才和他说上话。我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下史铁生的情况。我知道大夫也爱好文学,便把一本《小说选刊》留给了他:“请你挤时间看看这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想,这比小说中破老汉的十斤粮票管用。作为大夫,他应该最懂得爱惜人才、抢救人才!因为临时有会,史铁生第一次到郭梅妮家找徐大夫治病时,我未能陪同他前往。后来,晓剑在电话里告诉我,是他把史铁生背上四层楼的,在徐大夫借住的小房间门前等候了四个小时,才得以就诊。徐大夫给史铁生作了细致的检查。结论是:不能说没有治愈的希望,但确实很难。更主要的是,目前不具备治疗条件,因双方均是两腿残疾,无论是出诊还是每天就诊,都几无可能……不巧的是,就在此时,我奉命去江浙采访了半个多月,待返京时,已春去暑临。这期间,每当和朋友们聊起文坛新人,说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就愈发觉得,那次未能陪史铁生去就诊,心存愧疚。于是,便产生了应该尽快去看望他一次的强烈愿望。
    7月25上午,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史铁生光着脊梁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他家住雍和宫大街26号,屋子不大,仅有的一点可利用的空间,都被两辆轮椅占据了(他出门乘坐的手摇轮椅太大,进门之后便活动不开,在家必须换乘一辆简易的无摇把轮椅)。我坐定之后,他不时地用双手转动着车轮,似乎是在寻找着一个和我交谈的最佳角度。这时,我才发现他轮椅的踏脚板上有一只敞口的尿壶,还有,从他左裤管里伸出的一根棕红色的导尿管。小小的后窗被邻居的房檐遮挡住了,既不通风,又没电扇,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尿臭味,就更显得闷热难捺了。他就是在这样低劣的生活环境里,写出了像《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样的优秀之作,该是多么不易啊!
    我俩聊得很投机,也很兴奋。大半个上午,最热烈的话题,是怎样理解和怎样去写残疾青年。他佩服张海迪,但不满意报刊上那些写张海迪的文章。他说,残疾青年最大的痛苦,一是事业,二是爱情。张海迪分明结了婚,据说她爱人在翻译上对她帮助很大,为什么那么多的报道里没提一个字?谁都是血肉之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张海迪能译书、给人治病,我能写小说,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有个好环境,周围有父母、亲友、同学,包括爱人的帮助和影响。只强调残疾青年个人努力的一面,文章写不好。他还告诉我,“五一”前夕,他和张承志、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陆天明、晓剑,应邀去冯牧家做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冯牧向他们表达了一种真诚的美好期望。他又一次感慨地说:“我能写几篇小说,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实在是我所处的圈子太好了,这个圈子,包括中学时代的同学、陕北的乡亲,也包括父母、朋友,甚至爱情,还有像冯牧这样能理解我们的作协领导,以及文学界的一些青年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帮助、熏染和影响,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于是,我就提出:“那你能详细说说你所处的圈子吗?”他一口答应了:“改天吧!”就这样,8月11日,他和我作了第二次长谈。依据两次登门拜访所得,我先写了一篇题为《在轮椅上写小说》的专访,刊登在1983年9月29日的《文学报》上,全文两千字,配发了一张我拍摄的《史铁生近影》;后又趁热打铁,写了一篇题为《在那温馨的角落》的报告文学,一万余字,在1984年第二期《海燕》杂志发表后,即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选刊》创刊号全文转载。这两篇拙作,也许是报刊上最早出现的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史铁生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