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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酱园”的故事(2)


    严文井叔叔年纪不大却早早谢了顶,我的那个刚刚会说话的弟弟,一见他就拍起小手:“咪咪毛罔。”——“咪咪毛”者,头发也;“罔”者,无也,它来自老保姆的乡音,且要读成màng矣。文井叔叔却从来不生气。
    秦兆阳叔叔写过一篇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一位聪明的小伙伴悄悄告诉大家:“你们看,他家里已经有了一个‘燕子’和一个‘万里’了,‘燕子’和‘万里’的妈妈如果再生小娃娃的话,一定叫‘飞行记’!”这一笑话据说后来被兆阳叔叔知道了,笑得他差点没背过气去。
    童年的“大酱园”内,到处充满着欢笑,充满着温馨。
    欣久曾经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的老师想通过我去邀请金近、张天翼两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跟小朋友们见见面,但我这个只识面孔、不知名字的傻丫头竟然不知道他们是谁。”
    的确,那时的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知道他们是谁呢?但这样的“懵懂”与“不识泰山”,今天想来,除了自己的年幼无知外,这些大作家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其一,他们为什么要有两个名字?这可让我们这些连字都不会写的娃娃们怎能搞得明白。比如:艾芜伯伯好像并不姓艾,因为他家的孩子全都姓汤;草明阿姨也不姓草,她的女儿明明叫“吴纳佳”……这样的“混乱”,困扰的又岂止是我们这群孩子,就连作协医务室的姜大夫也是一头雾水。那天毛地去看病,他想一想便在他的病历卡上写了“康毛地”三个字,康濯的儿子能不姓康吗?自以为是的姜大夫颇为得意。殊不知,康濯叔叔偏偏就不姓康。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才知道,当年康濯叔叔在延安时曾经担任过一个什么团体的主席,于是人们都称呼他为“毛主席”。这还得了?他立马为自己重新起了一个笔名,从此便很少有人知道他姓毛了。
    其二,按照今天人们的推理,这些大作家们应该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此在为自己后代起名时,也一定是深奥而高雅,或是来自《诗经》,或是引自《尚书》。殊不知,阮章竞的闺女叫“援朝”,舒群的儿子叫“和平”,一听就跟老百姓家的一模一样,完全是“时代的产物”;而萧乾家的老大叫“铁柱”,赵树理的三个小子,依次排名为“大虎”“二虎”“三虎”,这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
    不过有一点,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大酱园”的与众不同——各家的大人们晚上都不睡觉,早上都不起床,而且大多数也不按时去机关上班,整天都是趴在自家的写字台上写啊,写啊,写个没完。前院的小妹上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便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个作家,整天坐在家里。”——她说得没错,作家者,“坐家”也。她的爸爸读完后大笑不已,我的爸爸知道后连连喷饭。
    少不更事的我们自然没有任何优越感,直到进入中文系读书时,才被人们不止一次地问道:“你们这些作家的后代,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这跟遗传有关系吗?”说实话,依照我的孤陋寡闻,只知道从事音乐、美术、体育的人似乎都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唯独写文章者怕是难以传代。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一点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耳濡目染、日久熏陶——那一扇扇彻夜不眠的窗口,那一个个石雕一般的身影,让我们懂得了痴迷,懂得了忘我,懂得了陶醉,懂得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个神秘的世界……可不是么,那天三岁的弟弟不小心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脑袋着地,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坐在写字台前的爸,竟然连头都不抬,只应了一句:“等我把这句台词写完。”
    我不知道“大酱园”里别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我明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怕吵;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安静。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记住了这样一个“宗旨”:说话要轻,走路要轻,一切一切都要轻。
    ——别了,花木丛中的“过娃娃家”;别了,房前屋后的“大闹天宫”。曾几何时,我们一下子都开了“窍”,从此“大酱园”中便只有鸟鸣而无喧闹了……
    (摘自《童年啊,童年》,陈虹/文,《悦读》第36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