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罗家伦的藏书(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7:11:36 中华读书报 罗久芳 参加讨论
八年抗战胜利后，藏书全部搬回到南京。重庆和南京的气候都很潮湿，但是木箱内部垫有一层铅皮，所以从未遭受潮气和虫蛀的损害。父亲在南京的一年中，一定也买到过旧书，但只有1947年4月1日的日记里提到，“至泮池书店买《清史稿》一部，七十萬元。”他在驻节印度的两年半中，自然收集了不少有关该国文化和历史的英文书籍。1948年夏天回国述职路过上海时，也曾买到“资治通鉴一部计六种带新德里以备消遣，因该处书实少也。”1949年南京吃紧时，我们全家正客居异乡，家中的藏书有幸承国内亲朋大力相助，先设法运到上海，再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基隆。次年父亲返台，暂时没有固定住所，基隆的仓库更异常潮湿，所以又乘一个机会，把书箱海运到澳洲。那时母亲正在悉尼安排我和幼妹久华上学，而那里的气候干燥，对藏书很适宜。以后我们母女先后离开了澳洲，母亲返台与父亲团聚，妹妹和我来美国继续读书，书箱则存放在悉尼的储藏公司。直到我与外子张桂生婚后若干年，他应聘来华盛顿大学执教，我们携带二女搬到西雅图定居，久华妹才专程赴悉尼将书箱托运来到我们的住所。 1969年父亲在台湾去世以前，家中和办公室里的书不免又增加了不少。包括许多从印度带回的专著，台湾出版与国外搜买的新书。1971年母亲搬来和我们同住，这些书也都一并进入了我们家地下室的“书库”，数量共约一万四千册。其中最早的善本书是明正统年间（1436-1449）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共二十五卷，分为八册。另一部木刻刊印的《东莱先生十七史详节》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京兆刘弘毅刊本，原为清末民初学者藏书家岭南梁鼎芬先生所藏。 从1925年父亲致张元济先生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当年搜集史料，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标，特别认为1820年左右到1911年为“中国历史变迁最大之期，可以断代。”他的构想是：一、广为涉猎并抄录英法两国的数据；二、申请款项尽力收购欧洲文字发表的有关书籍；三、发掘经济补助来源，与同辈学人协力培养一批学生，分工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四、编辑一种《近百年史料丛刊》，汇合以上各方面的收获，俾能产生一部“科学的历史”。他自认“于此史并不欲其速成，勉力不间断为之，当期以二十年以后耳。”目的是“使中国人从事实里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世界……世界上最能说服人的，莫过于事实；从事实而生之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觉。”这个信念，无疑是父亲藏书的初衷，可惜在他的后半生，时局和工作的性质没能允许他完成这个夙愿。 这批累积了九十多年的藏书，曾长期滞留欧、亚、澳、美四洲，搬运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长江、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却都平安无损，没有遭遇天灾人祸。我们家人一贯的愿望是使它们能够完整地安顿在一个学术机构内，为广大的学人和学子提供有用的信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中央党务学校创办初期，父亲便担任教务副主任及校务会议主席；两年后改制为中央政治学校，他又由校务委员转任校务主任兼代教育长，之后一直与政治大学和校友们保持着亲切的关系。一年前适逢政大设立“孙中山先生纪念图书馆”，随即同意接受先父全部的藏书，并由刘吉轩馆长和典藏组张惠真女士专程亲临舍下，不顾辛劳，在二周内完成了分类、包装、计算机清册、交运等工作。善本书籍则由二位随身带回台北。现在《罗家伦先生文库》即将开幕启用，父亲毕生藏书的目的，也将产生功效。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深信他在天之灵终将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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