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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罗家伦的藏书(2)


    处于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刻,父亲买书的热情仍然不见减退。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母亲说,“我今天买了一部好书——《尼采全集》。此书我在德国时早想买,因其太贵,而且版本不好。现在我于法国旧书店中,买了一部,计八大本,是战前印的,印得精雅之极,目前绝无此等工致印刷。此书原有者并未看过,若在德国,至少卖一百三四十马克,约华币八十元,现在法国书店外行,不知德国书价,竟以二百五十法郎买得(约合华币二十元),将来回国多一种中国少有的书,不胜高兴。”同信还提到,“我近来看洪秀全文题的材料不少,为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我并开始将洪秀全所颁行的书籍钞写,以备将来我edit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时作一种。”
    1926年母亲即将从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所以他们通信中讨论读书心得部分特别多。三月间父亲一共写了七封信,18日寄了两本书给她,“一本是Fagnet,PetitHistoiredelaLiteratureFrancaise,他是近代法国大批评家,文章写得极好,而且易读。”;“一本是Mitchell,ThomasHuxley,作者是一位大科学家,而且文章也写得好。”19日的信里说,“我看过太平天国时南京所刻之书二十余种(在伦敦巴黎两处图书馆中),并钞本上谕与文件。西书之中,亦有很好材料。”
    为了关心与鼓励母亲对参考外文书的兴趣,父亲寄给她的书包括了一本法文文法,两本伦理名著。另外在上船前又为她买了两本法文字典,一本由法译英,一本由英译法,随身带回上海。这期间母亲得知他的经济困境,汇了5500法郎相助,加上朱经农和张元济两位先生为他筹款,才得以买到船票于1926年6月18日从马赛启程回国。途中他给母亲的信里说,临行“还买了一些书和零碎东西。巴黎的书两大箱,已随身带回,柏林的已嘱朋友起运,惟伦敦及纽约的尚没有。但是巴黎的已重至六百余磅,尚有一部分留下由何仙槎(名思源)兄于九月间带回。可谓笨重之极。”这几批书是何时运回到国内,已无法找到数据,但是在1930年夏天父亲给母亲的信里,嘱咐她安排从北平搬回南京时,千万要注意他的曾左全集、太平天国钞本、鸦片战争五本,与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并且要她索回Eames,TheEnglishinChina和McPherson,TwoyearsinChina。可见他的外文书早已辗转运到北平,他的研究工作也从未曾间断。
    在北平的两个学年(1928-1930)内,父亲开始了他第二个买书的阶段。在那个古老的文化中心里,书画古玩自然是热门的市场。但是位于郊外的清华校园交通不便,父母亲只有周末才得进城购物访友,琉璃厂和厂甸显然是他们爱去的地方。在北平他只留下1930年初两个多月的日记,可是在一月间便出现了三次买书的记载。1月19日:购《曾文正公日记》一部,十七元;1月25日:买G.P.Gooch,HistoryofModernEurope;1月30日:厂甸购旧书数种,《云南勘界筹边纪》二册,李振玉——《滇事述闻》,《俄国西伯利冬偏记要》,蔡钧——《出使须知》、《出洋琐记》。如果他在一个月内便买到六种线装书和一本英文书,在北平的17个月内,收购的数量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大半的明清版本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收得的。何况他离职前还为清华买到一位杭州老翰林的风华堂藏书,共约四万册之多,其中元明的刻本就有二千八百多册,是他为清华留下的一个纪念。不幸在抗日期间,这批书运达重庆存放,竟遭敌人一次大轰炸全部毁灭了。
    父亲回到南方尚未赴武汉大学任教,先北上到中原战争前线劳军,途中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关于购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决定:“24史事我心中打算日夜不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人,不忍放过此机会(八天以后即为三百六十元一部,一年以后书卖完必大涨),不得已写了一信致李伯嘉,请其代订一部。全部付款二百六十或七十元,因一时没有,先将商务版税一百六十八元八角就近划账,所余百元左右,一月内寄彼,或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稿费项下扣除,以了一大心愿”。这套书的价值大约与他的教授月薪不相上下。1931年父亲回到南京,连续负责政校和中央大学的校务,并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可以想见这个期间他仍然不断收购新旧书籍,包括了数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集》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立即进行中大迁移重庆的任务,自己的书箱也就跟着大学的图书、仪器等一同上船,平安到达重庆。在小龙坎我家楼梯后面堆积的书箱,记忆中大约有二十只,但仅有极少数开箱取出他需用的书。战时出版业非常艰困,家里的书却仍然有所增加。即使父亲到西北各省考察途中,偶然也有机会遇到一些藏书人家。他在1943年7月22日的日记里说,“在武威李家看其藏书,有商务《四部丛刊》第一集全部。李君赠《续通鉴记事本末》一部。”一周后的记载说,“刘锡三先生赠李卓吾《李氏藏书残本》17册,万历刻本。”此外还有一套明万历年间的《辞赋标意》,是一位邹介民先生赠给朱绍良,朱将军再转赠给父亲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