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延安精神的灵魂是什么？
编者按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从延安走来——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危难中奋起？》一书是一部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成功应对危机的专著。它聚焦于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史，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并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危机的壮阔历程。即日起，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将结合本书推出系列书摘，从不同侧面展现伟大的延安精神及其时代风貌，与读者共享。
本期导读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面对来自外部或内部各种危机与挑战，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跨过一个个激流险滩，战胜一次次艰难险阻。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是延安精神的首要方面，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瓦窑堡会议召开，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地向中国进攻。1932年3月9日，日军在中国东北操纵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1933年1月，日军突破山海关，将侵略的魔掌伸向关内，在两个月之内侵吞了热河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深，中国的阶级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并落脚陕北，虽然通过“切尾巴”战斗摆脱了国民党的尾随部队，但将要面对蒋介石再次纠集并亲任总司令的十几万的“剿匪”大军。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样极为深刻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是遭受着蒋介石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重重围困，中国共产党仍要毅然决然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作为首要任务，把争取民族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的阶段”来对待。
瓦窑堡会议研究和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鲜明地提出“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民族担当和真挚的为民情怀，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会议提出的政策主张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共鸣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在定边担任筹粮委员会负责人的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悉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李维汉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希望枪毙蒋介石的愿望。“这是革命人民对蒋介石多年来坚持独裁卖国反动统治的深刻仇恨的自然反映。”
▲张学良 杨虎城
面对这一突发重大情况，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抗日大局出发，没有落井下石，迅速委派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
17日当晚，周恩来抵达西安，便立即赶往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商谈。周恩来讲道：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18日上午，周恩来又专程拜会了杨虎城。周恩来先介绍了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还特别指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仍将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本来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绝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恩来这一席话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已经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同时感慨道：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二十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三方面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
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毛泽东为了做好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工作，曾于1936年12月26日，即蒋介石释放后第二天，为主要是红军中高级指战员的红军大学学员以及中央机关的干部作了报告，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针对部分学员、干部要求杀蒋的思想，着重说明了释放蒋介石和联蒋抗日的道理。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掉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泽东还风趣地打比喻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上也豁然开朗。
▲《新中华报》刊登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抛弃与国民党的历史恩怨，携手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西安事变的原则，也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表现。正因此，赢得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同，这也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随后得以较快达成，从而正式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
召开“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礼堂正式开幕。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延安桥儿沟教堂
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论调。此外，毛泽东还专门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号召全党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制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克服了党内右倾错误，确立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我们党正确地领导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认识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性、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坚持这一核心原则不动摇，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中国革命因此得以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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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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