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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读 | 太史公司马迁:遭受极刑却奋起著书的历史记录者


    

    享读 | 太史公司马迁:遭受极刑却奋起著书的历史记录者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堪称千古杰作,它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也是中国历史上传记文学的典范。它的作者司马迁也因此被奉为“中国史学的圭臬”。
    当我们拿起司马迁的著作时,虽然隔着千年时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挟着热气腾腾的气息,还原着惊心动魄的镜头,将我们带入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现场。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司马迁的生平,感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魅力。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博学多识,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从小读了不少书籍,包括《尚书》《国语》《左传》等文,十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了长安,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司马迁在长安师从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研习古文《尚书》和《春秋》。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活。他到过浙江会稽,在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到过长沙,往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考察了孔子这位儒学创造者的讲学遗址;到过丰沛,听沛县父老讲述高皇帝刘邦起兵的壮举……这些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并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为后来写作《史记》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准备。
    壮游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赏识,命他为郎中,让他奉旨出使巴蜀,到达了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司马迁的知识更加渊博深厚。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令却未能从行,抑郁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如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君,下有忠臣。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以了却我的心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室所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他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写一部载述古今重大事件和人物事迹的皇皇巨著。 
    就在他着手写作不久,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全军溃败,几乎覆没,主帅李广利侥幸逃生。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八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尽管李陵的箭术高超,士兵也拼死搏杀,一连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众寡悬殊,匈奴兵越聚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加之没有援军,最后只有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俘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野。汉武帝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抓进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议定李陵降敌之罪。大臣们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匈奴的可耻行为。
    司马迁知道皇帝对李陵的降敌耿耿于怀,觉得丢了朝廷的脸面,他认为这时候一味指责李陵既失公允,也不会使皇帝得到宽慰,作为一个正直的大臣,应该讲真话,或许还能使皇帝得到一丝安慰。于是他说:“李陵率兵不满五千,却深入敌人腹地,与几万敌人搏杀。虽然吃了败仗,可是杀死的敌人比牺牲的汉军将士多,功过两抵,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或许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兄弟),当即就将司马迁下了大狱,交给廷尉审问,最后被判处“腐刑”(即阉割生殖器)。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狱中。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辱没祖先的事,他整日惶恐悚惧,如芒在背。他痛苦地思前想后: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已成刑余之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他几乎想自杀。但一想到父亲的临终嘱托,自己还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身心备受摧残、含幽忍垢的司马迁暗暗告诫自己:人都免不了一死,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古圣先贤给了他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他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韩非等前代贤哲,都是在困厄之中发愤著书,成就他们的美德大业的。这些先贤的著作,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史记》这部史书写好呢?
    司马迁决心以残疾之身完成父亲的遗命,著就《史记》这部传世之作。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年),他终于出狱。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掌管传宣诏命,通常由宦官担任,但由于接近皇帝,所以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尊显的职务。司马迁却为自己担任这个一直由宦官担任的职务而羞愧。但皇命如天,他也莫可奈何。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含幽忍垢地活着,目的是要著成一部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伟大著作。有了这一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从此他埋首发愤著述。
    
    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按照“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加以编写。经过多年的发愤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太史公书》(即《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将楚汉相争中失败了的项羽写进帝王的传记——本纪中。在《史记》的引文中,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史记》的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盛誉。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司马迁是少有的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无粉饰,不隐讳。即使是对当今皇帝汉武帝的功过,也敢于“秉笔实录”,既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给予适当的肯定,但更多是对他任用酷吏,施行残暴统治予以无情的讽刺和鞭挞。
    由于司马迁对最高统治者的过错也敢直书无碍,以至后世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但也毋庸讳言,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往往表现着他对现实的看法,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例如,他在《管晏列传》中评赞晏子时,意味深长地写了这段话:“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是很有影射意味的。晏子侍奉过齐国三世国君即灵公、庄公、景公,这三世国君都并不贤明,但晏子却能以其谏说,犯君之颜,不仅无刀锯之祸,反而权位日显,声名日隆。
    相比之下,自己仅进一忠言而成刑余之人。这就深刻揭露了自诩为圣明之君,功高日月,在泰山封禅勒铭的汉武帝的残暴不仁,将汉武帝贬斥得连晏子所侍奉过的灵、庄、景三代国君也不如了。作者追慕晏子,正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不公的强烈抗议和对现实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管晏列传》的言外之意还在于:管仲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而桓公用之为相;而自己仅一言之谏,则遭腐刑之辱。之所以如此,是不遇明主、不遭其时啊!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都充分说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由自身的不平遭遇感发而来。从一定的角度讲,司马迁若无因李陵事件“幽囚受辱”的生活挫折,那么,被鲁迅先生推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其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可能逊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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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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