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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2)


    注 释:
    [1]《后汉书·和帝纪》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汉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页)各郡国察举人数见《通典》卷一三。《资治通鉴》卷一七谓“从董仲舒之言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6-577页)。《北堂书钞》引《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试之以事,非试之意诵也。”(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九,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4页)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3]《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
    [5]陈徽:《〈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7]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史记》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3页。
    [9]《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已经亡佚。《晋书·刑法志》称作《法经》六篇。秦汉以后的法律都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10]《史记》卷七○,第2304页。
    [1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二,《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
    [12]《史记》卷四七,第1910页。
    [1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14]详见刘跃进:《释“齐气”》,《文献》2008年第1期。
    [15]详见刘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6]《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第2019页。
    [17]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老氏书作用最多,乃示人若无所能,使人入其牢笼而不自觉,开后世权谋变诈之习,故为异端。”(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1页)
    [18]参见刘跃进:《“鲁学”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19]《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3页。
    [20]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
    [2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4页。
    [2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2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2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5页。
    [25]《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0页。
    [26]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一编《导言》第一章:“按《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季孙师、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4页。
    [2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第15页。
    [2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第56-57页。
    [30]《礼记正义》卷六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5页。
    [31]《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3页。
    [3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2页。
    [33]《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3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42页。
    [3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9页。
    [3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53-2354页。
    [3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0页。
    [3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1-2502页。
    [3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1页。
    [4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59页。
    [4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19页。
    [42]欧阳修:《原正统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6页。
    [43]欧阳修:《原正统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第276页。
    [44]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20页。
    [4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4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5页。
    [4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4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2页。
    [4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5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5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2页。
    [53]《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5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8页。
    [5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54页。(《汉书·孔光传》:“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谷永传》:“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一、卷八五,第33-59页、第3450页)
    [56]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第65页。
    [58]《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页。
    [5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60]《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5页。
    [61]房玄龄注:《管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103页。
    [62]杨倞注:《荀子》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63]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6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0页。
    [65]贾谊:《贾谊新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66]贾谊:《贾谊新书》卷四,第33页。
    [6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6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69]贾谊:《贾谊新书》卷二,第17页。
    [7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48页。
    [71]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就强调“复仇”之义,显然有感于南宋初年政局而发,所以清人尤侗说此书是“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这是后人解释《春秋》的常用手法。
    [7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7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74]1980年代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参看李林娜主编:《南越宝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7页。
    [76]《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87页。
    [7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9页。
    [78]参看刘跃进:《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79]《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第2832页。
    [8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76页。
    [8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长春:吉林出版社,2017年,第167页。
    [82]《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83]《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第3063页。另参看刘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文史》2008年第2期。
    [84]五百年后,陶渊明亦有《感士不遇赋》,序说自己读董仲舒、司马迁之作,慨然惆怅,感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正道清操之士,一筹莫展,抒发的依然是同样的感慨。
    [85]《史记》卷一三○《太史公书自序》,第3297、3319-3320页。
    [8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1页。
    [87]关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参见刘跃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及其〈史记〉综论》,《学术交流》2020年第5期。
    [88]所谓六体,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89]《汉书》卷四六《石奋传》,第2196页。
    [90]参看刘跃进:《试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学业绩与学术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另见刘跃进:《目录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数据与文献学报》2020年第4期。
    [91]苏轼评杨雄《法言》《太玄》语,吴伯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卷九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256页。
    [92]1976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上面刻有秦篆“乐府”二字。参见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4期)等文。
    [9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第82页。
    [9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七,第99页。
    [95]《史记·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史记》卷二四,第1167-1168页)这四首诗即见十九章中。唯《西暤》有异文,作《西显》。详见《乐府诗集》卷一“郊庙歌辞·汉郊祀歌二十首”题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页)。
    [96]《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议对》十九篇,注:“武帝时也。”(《汉书》卷三○,第1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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