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会报》第70集《学界展望》（语言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35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 newdu 参加讨论
学界展望（语言学） 〔日〕佐佐木勋人 千叶谦悟 野原将挥 戸内俊介 石崎博志 池田晋 八木坚二 铃木庆夏 撰 张猛 译 前 言 自本期始，语言学部分由日本中国语学会负责。由于近年来研究状况以及大学研究体制的变化等，单独一个大学难以执笔整篇“学界展望”。尤其是语言学部分的情况更为突出。因此，日本中国语学会的会员个人接受委托担任执笔已经常态化。然而，今后将改为由学会负责的体制，以便与来自日本中国学会的委托相对应。期待通过实现“学界展望”的编撰这一共同目标，促使两个学会的交流进一步加深。 本期的对象原则上限于2017年1月～12月在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及研究论文。但近年来在海外发表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也不少，其中的重要成果将适当收录。 分类和执笔者见下。基本沿袭此前的分类，文字和训诂合并为一类，语法和词汇分为上中古、近代、现代三个小类。对于执笔者来说，因为希望避免流水账似的记述，因此特意将个人感到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主观挑选后重点记述出来。 前言……………佐佐木勋人（筑波大学） 音韵……………千叶谦悟（中央大学） 文字·训诂……野原将挥（成蹊大学） 语法·词汇 上中古…… 戸内俊介（二松学舍大学） 近代…………石崎博志（佛教大学） 现代…………池田晋（筑波大学） 方言……………八木坚二（国士馆大学） 教育……………铃木庆夏（神奈川大学） 一、音韵 2017年的音韵研究，首先从专著来看，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远藤光晓的《汉语音韵论稿》《东亚语言论稿》（均为好文出版社出版）。前者为著者自1986～2016年间关于汉语音韵史的论考，后者收录了著者自2001～2016年关于地理语言学问题的论考。对有志于汉语语音研究的人来说，远藤氏的研究是最初应该参考的成果之一。能够和前著《汉语方言论稿》（好文出版，2001）放到一起来读将给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第二个要提到的是秋谷裕幸的《中原官话汾河片音韵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学术情报信息库）。著者使用自己的实地调查数据，对于无法通过文献了解的原始官话方言提出了重构意见。在原始汾河片的音系中，存在着不能无视的、与9～10世纪河西方言音系的相似点，据此假定二者之间有共通祖语。该说法很有意思。结合著者近年在中国发表的《重建官话方言音韵史的设想》（《语言学论丛》55）、《韩城方言调查研究》（与徐明彪合著，中华书局，2016）等一系列论考来看，可知该著当为规模宏大的官话方言音韵史研究构想的一部分。 其次说到杂志，当推《KOTONOHA》刊载的吉池孝一、中村雅之《关于庆谷寿信先生的学问》（6）～（9）的对话。从“重纽论”“《切韵》的基础方言”“古代日本语的‘vowel - gradation的法则’”“有坂秀世的著作《音韵论》（1940）”等四个问题入手，通过去年逝世的庆谷氏的眼睛来看有坂秀世的学问。另外，计划在该刊发行方的“古代文字资料馆”网站（http://kodaimoji.her.jp/）上开设“庆谷寿信学术资料库”。 接下来是单篇论文。上古音方面，有Masaki Nohara（野原将挥）“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d ‘iron’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以下简称SAG）7。关于“铁”的声母（中古透母），根据出土资料加以分析。关于中古音，有平山久雄的《〈切韵〉193个字是怎样选定的？》（《中国语学》264）以及太田斋《韵书和等韵图Ⅰ/Ⅱ补说》（《神户外大论丛》67-4）。前者讨论了针对《切韵》所收193个韵母字是如何选出来的问题拟定出的三项原则，以对各摄加以分析。后者是对前著《韵书和等韵图》的补订，其中对中古音及其相关资料进行了目前最为详细的说明，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近世音方面，有Yoichi Isahaya（谏早庸一）and Mitsuaki Endo（远藤光晓）“Persian Transcription of Yua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of the Jami' al-Tawarikh（Ms. Istanbul，Topkapi Sarayi，Hazine 1654）”（《经济研究》9），以及富平美波《关于〈续通志〉七音略的韵图》（《山口大学文学会杂志》67）。前者是作者从波斯语资料研究元代音的一系列尝试的续编，后者是将乾隆年间成书的《续通志》中所收《七音略》看作清初音韵学文献所进行的分析。 现代音方面，有高桥康德《“不用”的弱化和出现频率——基于自然语言的语音分析》（《国际文化学研究》49），川澄哲也《“协商”与汉语大通方言的语音变化》（《松山大学言语文化研究》37-1），都属于从非印欧语（汉语）来验证被普通语言学所提倡的理论，即前者的研究是针对Bybee等人“基于应用的语言学”的探讨，后者的研究是针对Thomason提倡的“Negotiation（协商、谈判）带来的语言变化”的探讨。 方言音韵方面，有太田斋《“马齿苋”转语记》（《神户外大论丛》67-4）、增田正彦《汉语无锡方言中连读变调的能产性》（《音韵研究》20）。前者对形态上不稳定的三字词（这里是表示Portulaca oleracea 的“马齿苋”）由于俗词源而经历了特殊音变现象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后者针对见于无锡方言中的模式扩展型（动词重叠等）和模式代入型（复合词等）这两种类型的连读变调，指出后者所具有的链式转移特征是因音韵规则而生成的。 地理语言学方面，收录了Kenji Yagi（八木坚二），Takashi Ueya（植屋高史）and Fumiki Suzuki（铃木史己）“‘Wind’ in Sinitic”，SAG 4，Suzuki（铃木），Ueya（植屋）and Yagi（八木）“‘Iron’in sinitic”，SAG 5，Yagi（八木）“Tone in Sinitic（monosyllabic forms）”以及Ray Iwata（岩田礼）“Typology of Chinese Tone Sandhi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同SAG 7）等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没有停留在单一的中国语学上，而是广泛地和东亚诸语言进行了对比。 综上所述，2017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的稳定。日本的研究人员对于上古音和地理语言学这样的热门课题虽然发言不少，但是近年来感觉到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增加。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日本国内发表，却使用汉语或英语来撰写的情况也有所增加。这是为了让日本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汉语研究界的关注而不可或缺的一步。但另一方面，不应忽视对基础资料进行认真的推敲，以及在使用日语译注的过程中，踏实工作，不断积累。在此，前者例如李乃琦《玄应撰〈一切经音义〉诸本系统中所见P2901》（《汲古》72）。在切实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使用不论是日本还是海外都能够共享的语言来记录成果的倾向，或将成为今后的主流。 （千叶谦悟） 二、文字·训诂 要论甲骨文方面的成果，当推松丸道雄《甲骨文的故事》（大修馆书店）。甲骨文研究是有高度专业性要求的领域。研究甲骨文字，不仅要有文字本身方面的知识，而且要有商王世系、贞人、断代方面的研究，甚至还要了解商人的观念、思想等背景知识。这本书囊括了甲骨文字的总体情况和研究状态，堪称甲骨文的小百科。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还涉及松丸氏将其概念化的“文字域”这样一个抽象的领域。 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的是，经过修订、时隔23年再度出版的《新字源》（小川环树、西田太一郎、赤塚忠、阿辻哲次、釜谷武志、木津祐子编，角川书店）。在“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中收录了甲骨文、金文、篆文。因此，不仅对于古汉语、训诂学，即便对于文字学，也堪为资斧。需要注意的是经过修订后，“助字解说”已经由卷末附录引入正文中。 高桥均《经典释文论语音义的研究》（创文社）详查《论语音义》和诸家注释，特别是和皇侃《论语义疏》、何晏《论语集解》的关联性。尽管关于《论语音义》中“音”的部分没有讨论，多少有些遗憾，不过，陆德明著述《论语音义》之际的依据和过程都显而可见，可谓成果稳妥。 此外，汉字和汉字文化圈方面，冲森卓也、笹原宏之合编《日语图书馆汉字》（朝仓书店），非常实用。 传世文献的研究，和去年一样，关于《说文》的研究不少。森贺一惠《训读说文解字注（一）》（《富山大学人文学纪要》67）的目的是补充尾崎雄二郎《训读说文解字注》。另有田村（大田）加代子《〈说文解字〉“许叙段注”译注的尝试（四）》（《饕餮》25），与其说是描述许慎的语言观和文字观，毋宁说是诠释段玉裁的语言观和文字观。尝试诠解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疑义篇》的有坂内千里的《〈说文解字系传〉“疑义篇”考（三）——关于“通释篇”中的偏旁》（《语言文化研究》43）。这些都是实证的、相当踏实的研究，期待此后的进一步研究。当前，尽管出土资料研究占了古文字研究的大部分，但对《说文》的研究也不应丧失其必要性，反倒是应该通过《说文》研究和出土资料研究的相互补充，推动古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更加深入。 不论国内国外，与出土资料相关的研究如今更加活跃。国内的定期刊物，有《汉字学研究》《中国研究集刊》《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楚文化》。《汉字学研究》5按往年惯例刊发了《金文通解》，作为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的金文译注而备受关注。该号所刊的村上幸造《什么叫“转注”》（目录上为《关于“转注”》）秉承河野六郎《转注考》（《东洋学报》59-3.4，1978），以补充完善为目的。另有关于“同义换读（义通换读）”问题的论述，俞绍宏、王娅玮《同义换读及其复杂性初探——以楚简文字为例》（《中国语文》2017-2），列举出见于出土文献中的“同义换读（义通换读）”的具体例子，是指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好论文。此外，户内俊介《中国古代文字论——二十一世纪的古文字学》（改订新版《为学习中国古典之13章》），除了古文字学基础和最新的楚简研究外，还包括从出土资料看上古音研究和语法研究，内容全面周到，简明而出色地介绍了与出土资料相关的语言研究动向。 关于非发掘简方面，《汲古》（小泽贤二《从文字学看浙大〈左传〉伪简说的问题点》71、大西克也《浙江大学藏〈左传〉可否视为研究资料？》72）中有争论。这一争论再次告诉我们，要想辨明非发掘资料的真伪，必须拥有关于上古汉语的知识，例如战国楚简的用字法、合理运用上古音的研究成果等。 最后，在国外发表而展示出一种上古汉语研究的理想方式的论文，当推大西克也《释“丧”“亡”》（《第二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该论文整理了出土文献中“从屮（艸），亡声”的字，依据战国秦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在辨明了“丧”和“亡”的用法差异及其语义变迁的同时，否定了“丧”和“亡”的同源关系。这意味着同时否定了给原始汉藏语构拟出*sm-（*s-prefix使役化）的可能性，并为上古汉语研究乃至汉藏语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该论文广泛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从文字、语法、音韵等方面对“丧”“亡”的历史变迁加以验证，可以说体现了上古汉语研究的理想方式。 （野原将挥） 三、语法·词汇（上中古） 2017年由于着手整理有助于古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材料，研究更加充实，算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野间文史《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一册（序·隐公·桓公篇）》同《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二册（庄·闵·僖公篇）》（明德出版社），对于《左传正义》，网罗各种版本进行对勘，加以校订，并附有列出校订依据的校勘记，务求文本臻于至善。同时，通过慎重的注释和对《左传正义》独特的用语的研究，将数量庞大的《正义》翻译成日语，力求理解正确。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作为上古汉语（春秋战国～前汉）资料的《左传》正文，而且对于研究《正义》所反映的六朝时期的语言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另外，中岛长文的《鲁迅〈古小说钩沉〉校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京都大学学术情报信息库［KURENAI］）也属于这一年中的重要成果。《古小说钩沉》是鲁迅从零散资料中收集以六朝为中心的古小说的逸书而编成的。但在最终整理成书之前，鲁迅去世了。正文一直以来也没有校订。该校本定稿了鲁迅未定的部分，同时尽量展示所有的相关文献，附有详细的校勘记，其目标是编纂出一种正确可靠的文本。今后，研究中古（后汉～唐末、五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的语言，此书预计将成为必备的资料。 此外，山田大辅《读佛教汉文（一）——〈百喻经〉第一卷校注训译稿》（《火轮》38），将南朝齐时期译成汉语的佛典《百喻经》加上训读和现代日语译文。译者的专业是汉语史，因此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注释，对于研究汉译佛典和中古前期语言的人来说，参考价值较高。 以上是传世资料。出土资料方面，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在字形和用字法（字和词的对应关系）上，有时可以看到与至今已知的楚系不同的三晋系的用例。再者，三晋的故事中，偶尔可以看到楚方言等。谈及先秦语言的地域性时，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因素。 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木村英树、大西克也、松江崇、木津祐子《汉语史上疑问词的指示特性——关于以“人”为解的疑问词》（《杨凯荣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中日语言研究论丛》，朝日出版社，以下简称《杨》）。其中第3～4章关于上中古的疑问词，以“人”为发问对象的疑问词在功能上根据所求信息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要求描述属性的功能”，即关于未知的对象，询问其属性或内含特征的类型；二是“要求指定对象的功能”，即关于未知的对象，询问该对象所指的类型。基于这两项对立的功能，辨明使用时对于“谁”“何”“孰”进行取舍的决定因素。第3章阐明了要求描述属性的功能里，“谁”系用于寻求个体的可识别属性特征，“何”系用于寻求关于类型或者范畴的属性特征，二者之间具有明确的对立关系。第4章论述了上古的“孰”虽不完全，但具有从并列的选项中指定对象的功能。这种“要求从选项中指定的功能”自中古以后衰退，逐渐由拥有n-系声母的词“若”“如”“那”取而代之。该论文从功能的角度对疑问词做了历时的探究，前所未有。今后，对于其他疑问词的研究也将成为一个标杆。 松江崇《浅谈不符合“声调排列原则”的同义并列双音词产生机制》（《开篇》35），讨论的是同义并列双音节词的生成机制。以往对这类双音节词的语素语序的研究比较注重形态，从平上去入四声的顺序入手，然后考虑声母及主要元音，依据音韵方面的条件展开讨论。然而该文根据违反声调顺序原则的实例，从语义方面描写了相关词语的生成机制，是前所未见的。例如，“喜欢”的声调顺序是上声+平声，这就违反了声调顺序原则。松江氏认为，按通例的语序构成的“欢喜”一词，既表示单纯的心理活动，也表示这种心理活动带来的外在表现；而反例“喜欢”只能表示单纯的心理活动。因此，“喜欢”是中古时期以后（东汉～）从“欢喜”派生出来的有标记（marked）形式。这个结论表示，出现于中古时期的反例的生成机制有可能不同于上古时期的生成机制。由此推知，对于同义并列双音节词的研究，今后有必要依托历时的观念进行验证。 本论文研究对象除了上述的“欢喜/喜欢”外，只有“言语/语言”，实例数量太少，多少有些遗憾，但仍然为今后的同义并列双音节词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户内俊介） 四、语法·词汇（近代） 这里将宋代到清末的研究称为“近代”，以下分别从“白话文资料”“满汉资料”“域外资料”予以介绍。 “白话文资料”的研究中，引人关注的是宫下尚子《〈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把”和“将”》（《九州中国学会报》55）。该论文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语料库，加上元本《老乞大》及其各种版本，以及《元曲选》，讨论处置式“将”和“把”的分布。此前，《元刊杂剧三十种》因文本粗杂，一般避免将其作为语料使用，不过现在认为其所反映的是接近元代口语的语言。作为结论，在“将”和“把”的用法上并未得到能够显示语料的地区差异的结果。《朱子语类》中已经有用“把”将宾语前置的现象，所以，与其说是蒙古语的干涉，还不如说是继承了宋代以前的语法特点。元代汉语的处置式是与格和处所宾语兼用，比起现代汉语来，自由度较大；不过，处置式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而发展成具有现代所见的句子结构方面的制约条件的呢？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再看理论和应用方面。刘骉《浅析“三言二拍”部分作品中的对称词——从历史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中国语学》264），基于从英语学、普通语言学发展起来的历史语用学和言语交际理论，考察“三言两拍”（部分）的“对称词（称呼）”。将关注点放在汉语特有的现象上这一点值得称赞。另外，作为方法论而引起注意的是在语法化、词汇化的研究方面，胡玉华《近代汉语中的“怪道”》（《中国语学》264）在讨论“怪道”的语法化、词汇化时，结合了同义词语和现代方言。不仅如此，在对植田均门下的白话文资料和《醒世姻缘传》进行的研究中，该论文率先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庆谷寿信（《开篇》35）、杨凯荣（《杨》）两位先生编辑出版的纪念论文集里，前者收入了姚伟嘉《成化本〈白兔记〉中北方俗语词札记》。通过南戏《白兔记》成化本的词汇考察在北京上演的南戏所使用的语言。该版本作为问世后未被修订的“原始语料”，弥足珍贵；况且成化本作为迎合北方观众的产物，被认为反映了北方方言词汇。后一论文集不仅收录了现代汉语的论文，也收入了近代汉语的论文。特别是木村英树、大西克也、松江崇、木津祐子合作的《汉语史上疑问词的指示特性——关于以“人”为解的疑问词》，从功能方面对以“人”为对象的疑问词的指示性特点进行了历时的整理。近代汉语方面，木津祐子就《祖堂集》《朱子语类》指出“箇”的个性化和独特功能的重要性。此外，该论文集中也包含了石村广、林立梅等现代汉语学者的近代汉语研究成果。今后，这种跨类研究可能会有所增加。 未来值得期待的是奥村佳代子关于清代供词文书的研究，如《清代雍正期档案资料中的供词文书——雍正四年（1726）允禩允禟案的口供语言》（载《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与档案建设》）等，关于定位这类语料在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引人注目。 “满汉资料”方面，竹越孝巩固了相关研究的基础。他翻刻和研究了拥有最古老的满汉对译形式的满语教材《满汉成语对照》，对耶稣会教士德·保罗（贺清泰）的满汉合璧本《古新圣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进行译注（《或问》31、32）。后者汉语部分的文体不同于其他满汉合璧类教材，除了对汉语史以外，对圣经翻译史和满语史也同样意义深远。此外他还对满语会话书《Tanggumeyen（一百条）》进行了译注和研究，与满汉合璧本《清文指要》一起结集成册为《〈一百条〉·〈清文指要〉对照本（1）本文篇》（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60）。 最后是“域外资料”方面。在此将中国境外编纂、使用的资料统称为“域外资料”，其下分为“唐话·日本资料”“泰西资料·译语”，以便追踪相关动向。 首先，在“唐话·日本资料”方面，最重要的动态是内田庆市编的《〈北京官话全编〉研究》上卷和中卷（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北京官话全编》是19世纪末日本领事深泽暹编集的北京话记录，共378章。明清的官话课本主要由非汉族人编纂和使用，尤其是自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以来，作为学习对象的“官话”由南方官话改变为北方官话，体现这一动向的资料便是《北京官话全编》。上卷和中卷包括了影印的原文和索引，2018年刊行的下卷揭载的则是相关研究成果。 “泰西资料·译语”方面，内田庆市在《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与档案建设》（尤尼乌斯）以及《东亚文化交际研究》10中，特别介绍了汉译《圣经》方面的研究进展。后者所收沈国威《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序说》，考察了导致汉语双音节词从近代到现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机制以及历史背景，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五四以来言文一致的基础上“联合式”复合词的增加。 （石崎博志） 五、语法·词汇（现代） 2017年，大型论文集接踵刊行，同时也是现代汉语方面的著作丰收之年。其中特别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是杉村博文的两部著作出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日语为参考系》（大阪大学出版会）和《现代汉语语法》（日中言语文化出版社）。杉村整理了至今为止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从体貌、语态等核心问题到“他妈的”的语法功能等。增订修改的地方也有不少，如《现代汉语语法》中涉及疑问词连环句式部分，不仅修改了说解，而且追加了最近的小说和电影中的用例，还在章节末尾作为附录而收录了对于相关的新兴句式“爱谁谁”的分析。此章的基础是1992年发表的《疑问词连锁句式之研究》（《言语对照研究和语学教育》）。据笔者所知，在疑问词连环句式方面，已经比同类研究更为详细和贴近本质。然而，对于这样的部分也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和完善了，显示出杉村对研究的认真和执着。 关于上述两部著作之外的论文、单行本等，以下将根据主题分别介绍。首先，词汇研究方面，构词问题有袁晓今的《“2+1”型三音节复合名词的二音节语基》（白帝社《杉村博文教授退休记念·中国语学论文集》，以下简称《杉》）。袁氏根据形态的紧密程度，将“2+1”型三音节名词（“博士/生”等）的二音节词干分为五类，分析了各类的频度、能产性、内部结构等。其中重点分析了在所有三音节词中占70%以上的“复合词”和“组合成分”这两类，指出二音节词干既有能够成词的（“地板砖”等），也有不能成词的（“高脚杯”等），可见三音节词的形成过程是不同的。 副词研究方面，发表的有桥本永贡子《副词“都”和句子的叙述类型》（《现代中国语研究》19）等。桥本的论文指出像“几乎每天都下雨”之类句子中可有可无的、表示总括的“都”其实和句子的叙述类型有关。基于丰富的例子，论证说话者若是立足于现场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话时，一般很少用“都”；若是将现场置于一定的心理距离之外而从旁观者的角度说话时，就很可能用“都”。 关于补语的研究，我想提一下的是2017年3月骤然去世的岛津幸子的《V·le·X·Y 的语义功能》（《杨》）。该文根据小说中的用例，分析了像“走了进来”（V·le·X·Y）和“走进来”（V·X·Y）这样的形式在语义功能上的差异，结论是前一形式是将动态作为动态来描写，后一形式是将动态作为静态来描写。该文同时注意到V·le·X·Y的表意功能，指出该形式具有动态性，因而更容易凸显信息，在文本中用于重要人物的登场或象征性的动作等。岛津迄今为止挑战的是复句、存现句以及V·le·X·Y等难题，今后本应继续进行重要的研究，但她的离去，对于学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与体貌相关的，有毛兴华的《北京话口语中“SVleO”格式的完句问题》（《杨》）等。毛兴华从焦点结构的角度讨论“了1”的完句问题，认为“SVleO”句式并非就事态的发生而言，而是聚焦于事态的细节。不过，单靠“SVleO”句式往往不能确定焦点，所以要从“SVleO”句式所能承担的多种语用功能中找出相关的那一个来并不容易。何况在完句问题上，母语者的判断也往往各各不同。除了“了”之外，渡边昭太考察了“过”的经验用法，指出经验的本质是“体会事项（通过动作行为所体会到的知识、技术、感情等）”这一属性。所作《经验认识和动词后缀“V过”的功能》（《现代中国语研究》19）等，受到了关注。 与语态相关的，有刘洋关于“中间态（middle voice）”研究的《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看汉语“中间结构”》（《中国语文法研究 2017年卷》）等。刘氏的论文在生态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中间结构是用来表达主语的可用性（affordance）的句式这一观点，并认为结构的述语部分中包含了探索活动和探索结果，这两个方面是否得到独立的表现，决定了该结构在典型性上的差别。 情态方面，井上优《中国语的附加疑问的功能》（《现代中国语研究》19）考察了附加疑问“是吗”“是不是”“是吧”“不是吗”等的功能。井上的论文通过比较“是不是……？”“不是……吗？”等，说明所谓附加疑问，所表示的是代替听者将听者的意思说出来，然后等待听者认可的态度。此外，杨凯荣《从标记有无看汉日对信息来源的处理》（《衫》）对于第三人称感觉、感情的表现与状态变化的表现方面有无示证标记的问题，进行了日中对照研究。 另外，木村英树在《感情和感觉的构式论》（《杉》）中，从构式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与杨氏相同的感情、感觉的表现问题。木村的论文将感情词、感觉词进一步分为七类，分别整理了它们的构式类型，详细论述了它们的语义表达动机。关于构式的研究还有，李佳梁《经历时间和属性述谓》（《杨》）讨论了包含时间量短语（T）的SVOT句型。李氏论文根据SVOT中VO的特征和状语的位置等，指出SVOT其实是主谓谓语句的属性事态用法·多寡型（木村英树2002《二重主语文的意义和结构》《认知语言学I：事象结构》）。SVOT中的T具有“（时间）长/短”的含义，VOT是对主语属性进行叙述的一个整体。其他的有小野秀树《中国语的连动结构中动词句的语义关联》（《杨》）等，对连动式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考察，论述中包含有重要见解。还有翻译方面，出版了《以中国语为基础的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研究丛书》系列中徐烈炯·刘丹青（木村裕章译）《主题的结构和功能》（日中言语文化出版社）。这部主张以主题作为句子成分发挥作用的名著，对包含主题的种种结构和句式进行了分析。 关于语用学方面的问题，张芃蕾《用于表积极意义或礼貌的“来”》（《杨》）这篇文章讲述了表达向听话方移动的“来”字某些特定用法，很有意思。在英语中，对于这种位移，统一采用听话方的视角使用“come”，所以很早形成了对礼貌问题的认识。在中文语境中，“来”的用法有很多限制条件，很少与礼貌性一起进行讨论。张的论文通过分析使用“来”的语境和调查问卷，明确了“来”的用法受到如“和听话方的亲疏或上下级关系”等的影响，需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 作为面向初学者的语法概论类著作，木村英树出版了《汉语初阶（新版）》（CHIKUMA学艺文库）。在1996年的旧版（出版社同上）基础上，增加了关于疑问词、动词结构、存在句、空间感知等新内容。 （池田晋） 六、方言 首先是理论研究方面。岩田礼的《再论词汇变化中的语言地理要素》（《方言研究3》）通过将汉语方言中发现的词汇变化规律和日语方言进行对照，寻找普遍规律。 远藤光晓等人（与东京外大AA研合作）编著的《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SAG 4-7）是一部汇集了关于亚洲语言史相关研究课题的论文集，主要总结了以“风”“铁”“类别词”“声调和重音”为主的研究成果。每个项目都细致地描绘了相邻语言的地图，揭示了单纯统计方法容易忽略的地理上的连续性。中文部分由岩田礼、植屋高史、八木坚二、铃木史己负责。其中岩田礼的“Typology of Chinese Tone Sandhi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在SAG7中通过地图展现了对于连续变调构造类型的深入分析。 北方方言的特点在于发达的右重型的句强势和左重型的复合语强势，在依赖上下文的类型上反映了南北差异，而中间地域则出现了创新的中和类型。同时远藤光晓在《汉语音韵论稿》《东亚语言论稿》（好文出版）中涉及本课题，见解赅博。在语言类型地理学方面进行深刻分析的论文中，有铃木武生《动词复制构造的语用论解释从何而来？——与台湾闽南话的比较》（杨）一文，比较了普通话和台湾闽南话的动词复制构造（VCC）。在台湾闽南话的VCC中，普通话常见的有关V1的宾语的制约力较弱，甚至可以在V1上附加副词，表完成的助词等，且没有“意外的结果”“超常量解释”“宾语名词的状态变化”等语用学的制约。通过以上特点，指出了闽南话V1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普通话的VCC语义结构中，V1用作前提信息，V2用作焦点结构，而闽南话则利用连续使役式构成概念结构，V1用作命题的参照框架，V2用作动词性补充信息。 另外，石村广的《论〈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语法观》（《庆应义塾中国文学会报》1）批判了桥本万太郎的类型变化说。他用上古以来汉语主要部先行型和主要部后行型并存的观点，以{动结式}的分析为例，主张南方的巡行结构（VOR 式）跟北方的逆行结构（VRO 式）之间是有历时关联的。 在语言史研究中，方言研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人口多，地域广的中国，方言研究的意义更显重大。太田斋在《“马齿苋”转语记》（神户外大论丛67-4）中，广泛收集「すべりひゆ（马齿苋）」的方言词形，用比较方言学的手法分析其多样的变化过程。秋谷裕幸《邵将区光泽寨里方言的古浊入声分化》（开篇35）认为，光泽寨里方言中读作入声的古全浊入声字与闽北方言中的全浊入A类相对应，是全浊入A类的无阻塞音·擦音浊化为全浊入B类之后剩余的部分。次浊入声里也有被分成A类和B类的痕迹。田中智子《客家话美浓方言的否定词mll（毋）、moll（无）和谓语类型》（杨）将客家话美浓方言与其他的南方方言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表达非存在·非所有的mo的机能在单词里扩大到了对静止事物的否定。 值得期待的是，通过对不同年龄层的调查，直接呈现出进行中的语言变化。李仲民《近代台湾的汉语方言变化》（《方言の研究3》）中包含14张地理年龄图，调查范围遍及台湾西部250公里范围内的29个地点（每个地点取不同年龄层的三个被试者）。日高知惠实《徐州方言“簸箕”、“垃圾铲”、“扫帚”中语音·语义的差异》（《开篇》35），选取了20世纪40～90年代出生的99名被试者，以这些数据为基准，试图描绘徐州方言的词汇和语音的变化轨迹。 正如本“展望”的上一期作者所言，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开篇》35中描写研究非常重要，收录了描写语法方面根岸美聪《浙江临海方言的时态表现形式》、魏业群·崔山佳《诸暨枫桥方言的代词》，在同音字表方面收录了以下地区：武陟（河南）、祁县（山西）、汾阳（山西）、汾西（山西）、宜川（陕西）、永城茴村（河南）、九姓渔民方言（浙江）。用已经确立的方法进行长期研究固然重要，像太田斋提出了复合词中的Sandhi现象的《调查笔记观扬中方言》（《开篇》35），其中所采用的方言描写方法也很重要，具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意义。 最后，关于汉语和近邻语言接触的研究，川澄哲也的《“协商”与汉语大通方言的语言变化》（《语言文化研究》37-1），是关于青海省东北部大通县的土族语和汉语的接触语、混合语形成的调查和研究。包联群《1960年代的满语口语中汉语的影响》（杨）基于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的调查报告，分析了汉语对满语的影响。 （八木坚二） 七、教育 2017年汉语教育学会会刊《中国语教育》15（以下简称“《中》”）做了一期关于读解教育的特辑。平井和之《初级阶段读解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指出，大学通识教育的初级汉语教学重点放在发音、会话和基础语法上，没有太多提高读解能力的机会，应该更加积极地在初级阶段开展读解教育。三潴正道《培养读解力的尝试——以现代白话文书面语（议论文）为中心》，针对现代汉语白话文书面语在横跨半个世纪之久都没有正式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方法开发的情况，进行了“阶段式读解力养成系统”的理论概述和实践案例的介绍。大宅利美《结伴学习的实践报告——以第二外语学习的中级班为中心》，通过对话将思考过程外化、可视化，是针对重视阅读过程甚于阅读结果的结伴学习方式的实践报告。 教育研究分为关于人的研究（学习者·讲授者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等）和关于语言的研究（中介语，目标语，教学语法等）两大支柱。首先，介绍关于人的研究。安藤好惠《日本大学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汉语等级考试的动机》（《中》）指出，通过2～4年级的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汉语等级考试的动机，可以看出在内因和实际利益导向因素的影响方面，2年级学生比4年级学生表现更显著，而在努力导向因素和关系导向因素的影响方面，学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胡玉华、宗建华的《从“PPP”到“PNPP”》（《中》），在有两年学习经历的高级会话班中，采取了重视自我领悟（noticing）的“P（roduction）-N（oticing）-P（resentation）-P（ractice）”教学法，尝试让学生先实践再使用教材进行确认的方法，说明了实验的结果和将来的可行性。 下面两篇论文虽然也是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但在以往常用的共时化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加入了定性分析的方法，挑战比较难以捕捉的教育现象。三井明子《日本人的汉语学习观念研究——基于在华与在日汉语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及访谈》（《中》）通过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论述了限制日本的汉语学习者的因素有“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评价”“学习汉语的目的”等。杉江聪子《探索日本和中国远距离交流创造出的价值》（《中》），聚焦于包括混合学习在内的学习过程中和母语者的远距离交流，基于中日两国被试者的评价，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习得的成果和价值，再结合定性数据的分析，进行综合的解释。 下面介绍关于语言的研究。张恒悦《表示“同类”的“也”和「も」——日语母语者误用范例分析》（《中》）指出，通过在很多初级教材中都作为学习要点的“也”明显受到日语「も」的影响产生误用的情况，可以推断出“也”和「も」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张氏主要从主谓句生成位置和对比焦点等手段来阐明此观点。谢平《浅谈“了2”》（《中》）指出：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学生不能区分“了1”和“了2”，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了2”表示“变化、新状况”的语法解释没有更进一步的理由。“了2”的基本语义是：说明某个话题已经发展成了某种事态或状况。而“变化”或“新状况”就是从这种基本语义派生出来的。 以下是关于汉语语法研究及汉语语法教学的理想状态的论文。陶炼《“理解”还是“生成”：浅议语法教学的目标》（《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第8号，下文简称《汉》）探讨了语法教学的目标究竟是“生成”还是“理解”。论文中提到由于语法规则不仅具有类推性，还具有非类推性，因此机械的语法训练在提高语法运用能力方面效果有限，现行的教学方法中缺乏实际交流型的语法练习。 关于探讨讲授者无意识分享的经验性感觉的论文有下面几篇。董玉婷《日语母语者的汉语声调辨别和发声》（《中》），以双音节词为对象进行实验，证明辨别第三声最难，特别是“三声+一声”“三声+二声”这样的组合，辨别难度极高。而在发声时，前后音节都是第三声的则最为困难。张婧祎、玉岗贺津雄、胜川裕子的《书面提示与语音提示的差距——关于日本人汉语学生读解和听解的比较》（《汉》）指出，与汉字知识相比，对于需要推测文本内容的问题更需要常识，所以书面提示和语音提示没有明显差异。信息量较大的文本中，书面提示容易造成信息过多的问题，比语音提示更加难以理解。 （铃木庆夏） （译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四辑），第36-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