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写作可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脉。从民国时期的鲁迅、沈从文,到建国后的周立波、赵树理、柳青,再到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可谓是源远流长。百年来中国经历巨变,乡村也不例外,每一代作家笔下的乡村,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到了当下,都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乡村所经历的变化,更是难以想象。处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作家,会怎样来写乡土呢? 最近看到青年评论家项静在《“新乡土”写作的新格局》一文中写道:“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 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很荣幸被项静“点名”,她提到另外几位作家,我也拜读过他们的作品:李娟笔下的阿勒泰,生鲜活泼,清新明快,北疆风情,让人向往;舒飞廉跟我一样,都是湖北人,他的作品散淡平和,余味悠长;沈书枝是安徽人,能把那些细碎的片段连缀成篇,又能跳脱出来,不煽情,不让人起腻,她是轻轻柔柔地写一件又一件事情,可是那事情的余味像水墨一般在清水中洇染开来…… 项静提出的这个“新乡土”写作,该怎么来理解。既然是“新”,对于的是“旧”,我想到我父辈那一代(多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想到了作家贾平凹,在我看来,他堪称上一辈作家里乡土写作的集大成者,对于乡村的熟稔程度是我们这些后辈难及项背的。对于自己这一辈作者,他这样做过总结:“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 贾平凹提到的一点很重要:“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做过农民,所以对农村有非常具体实质的了解,写起来就有“干货”。而我们这一代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并没有参与农村生产的过程,正如项静提到的,我们大多只有“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接下来就是去城市念书和工作。当我们回望农村时,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眷顾,但并非熟悉到骨子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接近于“书生”。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带灯》里这样写道:“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的时候我披了牛皮。”这种与乡村紧密相连的情感,我们没有他们这一代人那么深厚。 从个人的写作经历出发,我想谈谈我的一些创作感受。乡村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的根,既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我老家在湖北武穴农村,上大学后,一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去,但我会频繁地写我家乡的那些人与事。我想把自己变成人肉DV,用笔去记录村庄、家人、亲友。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提起他们,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温暖的、沉痛的、好玩的、难过的,都历历在目;而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只负责呈现细节,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去遮蔽了他们的个性。如果一直生活在老家,身处其中,当局者迷,大概不会察觉出有什么大的变化。人与事的细微变动,其实都需要时空的区隔,才会凸显出来。每次见到熟悉的人,都隔了一年时间,日复一日的生活累积到我看到他们的时刻,往往会呈现出新的特质来,而这会勾起我想写他们的欲望。 同时,我又生活在城市,它给予人随时随地的陌生感。你对每一条街道怎么可能会像在自己出生的村庄那样,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如何拐弯呢?你对每天碰到的每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像对自己的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呢?所以,你随时保持着打起精神来应对的状态。在农村,我不需要精确、秩序、洁净,在城市我却不能不需要这样,否则便要被视为怪人。在这种反差中,有趣的碰撞就出来了,对于城市有一种陌生的观感和体验。我渴望把这种陌生的紧张感表达出来,同样是用细节。可以这样说:与亲人,我距离过近,因此我走远一些来写;与陌生人,我距离过远,因此我走近一些来写。我希望把它定位在一个适合的距离,同时也是一个柔软的距离,用情度之,用理解之,最后形成文字。 项静在文章中提及,我们这一代写作“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对乡村是有距离感的,心态上是轻盈的,没有太多负担;同样对城市,我们也是这个心态。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不一定要非要写乡土,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会让我们做出自己的自然选择。哪怕是在写乡土,我在城市的生活经验提供了我不一样的视角,乡村与城市是并存在我内心里,相互并不矛盾。我也没有那种“反映真实乡村”的使命感,只是写我想写的。我十分敬佩贾平凹这一代写乡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座高山,但也如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我们这一代,需要走不一样的路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逢过年回到老家,都会有大量“返乡体”文章出来。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曾引发热议。我读完此文,悲从心来,因为我有代入感,她描述的场景和提到的问题,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看到的。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从黄灯老师的嫂子、婆婆、哥哥这些人的视角来,整个事情是不是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毕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来描述和概括这些事情,有我们熟悉的自鲁迅以降的启蒙视角。我想,从个体的感受出发,我们常见的乡村叙事,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在发声,农民的声音很少出现,更不必说被听到。而知识分子的记录并不能完全取代他们的感受。所以,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叙事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在乡村叙事和乡土写作中,如果是一个村庄,就细致地记录一个村庄。虚构写作,对于处在乡土里的人与事,能有更深入地探究和挖掘。人在不断变动的乡村,会有不断涌出的新的故事。在“新乡土”写作这条路上,年轻一代的作者,始终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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