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你走进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细节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近来读史料,偶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公元1916年到来的时候,当时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主编陈独秀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1916》。在此文中,已经37岁的陈独秀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充满信心地讲道:“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 对中国而言,那是一个“惟新是尚”,有识之士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求新求变的时代,同时也是新事物层出不穷,“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当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期刊上把《1916》这篇文章发表出去时,也许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要创造一个新纪元: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汉语文学的新纪元。只不过这个新纪元的元年不是1916年,而是接下来的1917年。在这一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变革运动,改变了汉语文学几千年的走向,成功地使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于是,后来的文学史家习惯于以此为界,把1917年之后直至当下的中国文学,统称为“新文学”。 二 公元2016年匆匆地离我们而去,2017年如约而来。转眼之间,中国“新文学”已历百年。在“新文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当年,陈独秀、胡适那一代人为自己创造“新文学”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时,常常借用中国古人的一个观点,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依照这种文学发展逻辑,100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1917年那个在贫穷与落后中挣扎的中国。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完全有可能超越过去的百年,去创造又一个“新文学”,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时代,或者说配得上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 当然,对文学史而言,量的变化容易做到,而要使汉语文学有一个质的变化,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态,我们就必须寻到新的理论支点。而这个新的理论支点,很可能就蕴含在对我们一直使用,习以为常的“新文学”这个概念内涵的重新清理过程当中。 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还处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中,就是因为我们还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确定的意义上理解当下的汉语文学。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所确定的“新文学”,是因应着当时文学变革的需求而产生的,有很多策略性的考虑。当这一定义被固化之后,对丰富的汉语文学写作实践与汉语文学研究而言,它既可能起到规范与引导的作用,也可能会遮蔽一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压抑一些因素的生长。把被这一概念所遮蔽的东西发掘出来,所压抑的东西解放出来,也许正是我们寻求超越的突破口。 三 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思考: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文学”,是与之前的“旧文学”相对立的。新与旧的对立,体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一个最外在,同时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对立,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因此,“五四新文学”同时也被称为“白话文学”。然而,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白话文学”与“新文学”这两个称谓并不是完全等值的。 首先,“新文学”建立之前,“旧文学”内部也有白话文学。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的过程中,甚至还曾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把白话文学的传统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虽然这一著作出版后,其概念的混乱与逻辑的过于勉强一直为人诟病,但作为本书写作前提的一个文学史事实却是存在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旧文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它包含了白话文学。 其次,另外一个文学史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汉语文学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其中有白话文学,也有文言文学。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以白话诗歌为突破口的,而恰恰是在诗歌领域,旧体诗词的写作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其作者相当广泛,甚至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新诗写作者;而且,统计起来的话,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然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数不胜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对这一部分作品大多采取了视而不见,忽略不计的策略,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新文学”之后产生的旧体诗词,究竟是属于现代文学还是属于古代文学? 只注重白话文学的“新文学”史观,以及基于这一文学史观上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1917年之后白话之外的汉语文学作品,除极少数出自著名政治人物的作品之外,绝大多数处在一个十分灰暗的地带,得不到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群体的关注,因此也就不能得到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同时,这一过于片面性的文学观念,也使得20世纪的“新文学”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汉语写作传统的对接,始终存在着障碍。 四 那么,在“五四新文学”已经存在百年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打破新与旧、文与白的对立,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汉语文学观念,使被压抑在灰暗地带的古典诗词写作,甚至是古文、骈体文写作,也能够进入到现当代文学史学者的视野,成为现当代文学虽然边缘但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进而使得与之相关的文学写作行为,介入到当下以及今后中国文学的建构当中?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是否可以促成汉语文学的新格局,使其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形成共生共融,相互促进的局面,进而创造出“新文学”之后的“新文学”? 当然,上述思考,仅仅是讨论今后中国文学出路时诸多切入点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当有当年陈独秀写《1916》这篇文章时那种创造新文学的自信。只要我们有了创造汉语文学新局面的愿望,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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