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收崔曙的《九日登仙台呈刘明府容》: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此诗意境廓大、结构严谨、文字精美,诗意的迷离、飘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这一评断能够得到读者的响应,那么由众多名家编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为什么遗漏了这样一首好诗?这种令人困惑的遗漏居然成了今日许多诗文选本的常态。 近年来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越出越多,有以时代划定选择框架,有以专题作为选择范围,有单个作家的作品选,选家务将选择范围内的名文佳作一网打尽,给阅读提供方便。愿望虽好,但限于学养、才识,所选不当的情形颇为常见。品评文章,见仁见智,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各类选本鱼龙混杂却不能将见仁见智作为托辞,这样,探寻古人选文实践中的得失也因此有了现实的意义。 《昭明文选》是最早的文学选本,编选者对前人的创作实绩进行了全面的审视,系统展现了古人的创作成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提供了新的证据。考虑到远古时代本来极易散失的优秀作品因选入此书,得以流传,《文选》可谓功德无量。昭明以太子身份主持选务,胸襟气魄非比寻常,《文选》有不俗的品位,而这也同萧统拥有一个非常优秀、非常专业的团队大有关系。陶渊明作品的入选,被后人推为萧统的一大功绩,陶氏生前潦倒,其作品不大入得大人先生的法眼。而昭明以其审美的敏感发现并肯定了陶渊明作品的价值。入列《文选》、得到这样一位文坛领袖的青睐,确是陶氏的幸运,试想,不进《文选》怎能传世、为后人推重,并因此形成隐逸与田园的审美传统?此外,《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对后人的创作取向也有重要的影响。义归于翰藻,是美文的标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义理经过审美的加工,增强了对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辞采、文饰从层级看,虽然只是作品表象性的呈现,但在当时却是文、笔间判然有别的分际,这一标准的确定剔除了大量非文学的坟籍、子史,“事出于深思,义归于翰藻”,质文并举,对后世审美风尚的培育不无引领、启发的作用。 《文选》也受批评,苏轼最严厉,说是“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但举证不能服人。我觉得《文选》是一项大型工程,筚路蓝缕,虽有不足,无损于它的开创之功。昭明之后,历代都有文选的编撰。宋代的《文苑英华》是皇帝授意编定的,上迄萧梁,下至五代,明显是接着编,只是规模较《文选》大了许多。官修要服从长官意志,选本的精度也因此大受影响,收入与文学不挨边的制诰、策问、表,反比早500年的《文选》倒退了许多。 选本的核心在于选,选就有留与去的考量,标准定在何处极有讲究。唐宋八大家的文选有多个版本,八家散文卷帙浩繁,也必有选与不选的计较。清人沈德潜学识深博,但所编《唐宋八大家文》,对王安石的安排实属不公,不仅让王氏文章殿后,而且篇目也大加压缩,这样的安排岂能让人心服?方苞评曾巩,说他“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话里暗含欧、王文章高于苏氏的意思。八家文章俱在,虽然不敢说王氏文章一定能与苏轼争先,但学理、文采高于苏洵、苏辙显而易见。我们为王安石鸣不平,但同样的错误王氏本人也犯过。据说,王安石生前曾编《百家唐诗选》,严羽说他的选本,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贾岛、王维、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均告缺如,其公正性大受诟病。清人王士祯亦谓:“三复荆公此选,不解意义所在,以为古物宝惜之则可,以为佳选则未也。”个人把玩,你喜欢谁就是谁,若是向公众推荐优秀作品,就不能偏私,这样的遗漏岂能轻易原谅?(参见清宋荦《筠廊二笔》卷上) 统观古人选本的得失,感觉选本的好坏,确定标准最为关键。首先当然是精,宁缺毋滥。选就是去芜存菁,将最好的作者的最好的作品展示出来。作者与作品是编选时必须面对的两重因素。名人还需名作,名气大,作品不佳,决不勉强。明人张岱对此颇多体会,兄弟张毅儒编《明诗存》,张岱致书说:“见示《明诗存》,博搜精选,具见心力。但窥吾弟之意,存人为急,存诗次之。故存人者诗多不佳,存诗者人多不备。”批评张毅儒的选本只是“明人存”而非“明诗存”,坚持诗歌选本应当秉持:“诗不佳,虽有名者亦删;诗果佳,虽无名者不废”的原则。这里的“明人存”,实则是“名人存”,名人存非名诗存,张毅儒即于此处陷入了迷思。前面说到的《文选》,萧统眼里如果只有名人,陶渊明便难逃弃选的厄运。 其次是要有主见,不为流风影响。为同一个选本,张岱还有第二信。张毅儒编辑明诗选本时文坛上热闹过一阵的竟陵派已经“过气”,受到几社人物的围攻,张毅儒也一改从前对竟陵派的追捧,眼睛里的钟、谭居然一无是处。可见选者因受时尚影响,胸无定见,跟风摇摆,选家对作者作品的评估也因此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张岱“自出手眼”,而非“学步邯郸”的提醒,应该引起今人的注意。读张岱《上王谑庵年祖》,其中讲他年少时心志未定,一味嗜好徐渭的诗文,为其编文集,贪多务得。中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苦心收辑的诗文,发觉集中文章,“颇多率笔”。可见其劝诫堂弟,多为经验之谈。 其三就是要客观公允,择善而从。选本不是个人把玩,说好说坏,予取予求,全凭个人兴趣;选了要与人共享,这好与坏的评判便与大众有关。选务专业性极强,要广泛听取同行的意见。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作序,认为,昭明之后仿效其编撰文集者有十余家,虽然自称极善,但并不为人认可。其中不乏势要与贿赂之人入选者。“势”与“利”无关审美,因“势”、因“利”,把不合格的作品选进来,违拗了大众的审美旨趣,“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审美不能强迫,让人弃之而去的选本,其结局可想而知。钟惺《诗归序》强调选本要使人“心归”,相信存了心归的欲求,就一定有公允与客观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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