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战“疫” | 晋绥解放区战“疫”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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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您推送的文章来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源头，是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但就像一条大河是由若干支流汇集而成的一样，汇集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这条大河中的支流还有许多，其中就有各个解放区的生物制品机构。它们在国内外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演绎出我们今日不可想象的传奇故事，成为中国生物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抗战时期陕北的八路军就种过牛痘，你会相信吗？大多数人应该都无法想象，当时那么艰苦的环境，怎么可能种牛痘？但本书作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还真的找到了当时在解放区种牛痘的史料依据。
窑洞里出品的痘苗、疫苗和抗毒素——晋绥卫生试验所纪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人对李志中的评价虽颇有微词，但他战争年代在窑洞里生产牛痘苗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北京人，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任中央医院传染病科化验室医生兼训练班主任。在延安，中央医院和中国医大是医学人才聚集之地，除了如傅连暲等少数长征过来的医务人员，大多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革命而来。科主任和系主任大多来自著名的医科大学，即所谓“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有了医学人才，使制造生物制品成为可能。1945年，李志中在延安奉命牵头研制牛痘苗，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就因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便随中央机关撤到了子长县瓦窑堡。1946年冬，在瓦窑堡补充进一批卫生人员，成立了军委卫生部卫生试验所。由李志中任主任，周百其、翁远、姜恒明为副主任，展开工作。然而，此时的陕北已很不安全，中央决定军委卫生试验所东渡黄河，迁往晋绥解放区，1947年落脚在山西兴县吕家湾，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下设若干个室，有痘苗、疫苗、破伤风、培养基、生化和采血等。就是在吕家湾的二十几孔土窑洞里，李志中和姜恒明带领大家创造了生物制品史上的奇迹，生产出“四大产品”，不仅满足了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需要，而且支援了兄弟解放区一部分。
四大产品，第一是痘苗。痘苗的生产虽然比疫苗要简单得多，但要在晋西北的窑洞中进行生物生产也是困难重重的。没有自己的动物饲养场，怎么找到合格的用于生产痘苗的牛？在窑洞狭小的空间内，如何建立接种台？如何保证种了痘的牛不被杂菌污染？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但经过几次失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应对的办法，当年生产出牛痘苗40万人份，其中30万人份供给陕甘宁和晋绥边区，10万人份支援晋冀鲁豫边区。
第二个产品是伤寒副伤寒疫苗（当时称“菌苗”）。研制工作从瓦窑堡就开始了，迁到吕家湾后继续进行。参与研制的有李志中、翁远、周百其、马兴惠、李振山、刘锦章等人。所用菌种是有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国统区“偷运”进来的；供实验用的10多只天竺鼠是军调处的同志从北京带回来的；所需各种仪器和试剂，分别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药厂、延安中央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等单位支援的。因为没有电，不得已用六盏煤油灯来保持孵箱的温度。就这样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克服了菌种鉴别、细菌计数等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1947年7月至1948年5月，共制造出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55672毫升，可免疫22268人。
第三、第四个产品分别是破伤风类毒素和破伤风抗毒素。破伤风是令野战医院十分头痛的一种传染病，喜欢加害于新生儿和外伤患者，尤其偏爱受火药伤的人。在被炸伤和受枪伤的伤员中，感染率约为1%。而一旦被感染，过去一直没有救命的良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破伤风类毒素的作用与疫苗相同，给健康人注射后，可预防破伤风感染；而破伤风抗毒素是治疗破伤风感染者的。因此，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在战伤救护上具有重要作用。战场的需要，就是研制的动力。试验所的研究人员愈挫愈坚，屡败屡战，先是在1947年9月攻克破伤风类毒素，又于1948年1月研制成功破伤风抗毒素。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共生产破伤风类毒素49157毫升，可免疫12289人；1948年2月至1948年5月，生产破伤风抗毒素13883毫升，折合190418800国际单位，可免疫6473人，而且质量优于从国统区购买的同类产品，晋绥卫生试验所产品的每毫升含1000国际单位，而购买来的仅600国际单位。
在科研生产缺这少那的情况下，晋绥卫生试验所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有不少“发明创造”，虽然土得不能再土，却堪称一绝，能代替洋设备进行生产。前面说到他们用六盏煤油灯保持孵箱温度的事，这样可满足做实验，但不可以用来搞生产。但从哪儿去找大型温箱呢？不要说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没有电也是摆设。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发明”了一个大大的“地坑孵箱”。大窑洞中套小窑洞，安双层门，设夹层墙。在夹层中填糠，在地下点火让其燃烧，窑上加温度调节孔，这样将窑洞内的温度控制在36—38℃之间，整个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大孵箱，每次可培养数万毫升菌液。
再如，生产类毒素需要用马，要先给马注射一定数量的毒素。毒素要纯，必须用细菌滤器来把细菌过滤掉，而所里只有一个小型细菌滤器，两个人24小时不停地抽气才滤过12毫升。这般费力费时也满足不了需要，因为一匹马的高度免疫每次即需毒素500毫升。算起来，要用40多天才能滤完，用来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大家从滤水机受到启发，自制一个细菌滤器，解决了急需。
另外，所里用来测定毒力和抗毒素单位的只有10多只天竺鼠，远远不能满足科研和生产需要。他们用小羊、家兔和狗来反复试验，最后发现家兔比较敏感，求出了家兔对毒力和抗毒素的感受性指标，遂用家兔来测定毒力和抗毒素单位。因没有大的兽用注射器，给马注射一次，要4个人干4个多小时，后来自制了一个“压力注射器”，能像打点滴一样自动注射，解放了人力……
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撤离陕北前往晋察冀，经过晋绥军区时，听了总卫生部关于晋绥卫生试验所研制生产生物制品的情况，高兴地给予称赞。1949年1月，晋绥军区卫生部为了表彰晋绥卫生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特授予姜恒明、宿树南、周百其等同志“甲等人民功臣”称号，给晋绥卫生试验所记集体大功一次，并授锦旗一面，上绣“发扬艰苦奋斗、积极创造的精神”。
1948年7月5日，晋绥卫生试验所奉命从兴县迁到晋南新绛县，与卫生材料厂及晋绥军区制药厂合并，组建为西北人民制药厂，晋绥卫生试验所成为其下属的血清疫苗部。主任为周百其，副主任为苏乃芬，党支部书记为刘永贵。
据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国威回忆：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西北人民制药厂的血清疫苗部人员被分成两批调走。1949年秋天，由刘锦章带队，率领高俊岩等8人，于9月到达刚解放的兰州，参与接收原国民政府卫生署所属的西北防疫处的工作。接着，由副主任苏乃芬带着血清疫苗部剩下的30余人，以及马匹和生产设备，向大西南进发，准备去成都成立疫苗生产机构，已经走了好几天了，途中又奉命改道前往兰州参与西北防疫处的接收管理工作，于1950年的1月到达兰州。当时，张国威就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是亲历者。这样，晋绥卫生试验所的全体人员又在西北防疫处会合，成为后来兰州生研所的源头之一。
领导创办军委卫生试验所和晋绥卫生试验所的李志中，1948年3月被调到华北军区，奉命组建华北防疫处。他依靠从晋绥带来的翁远等技术骨干，集中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相关技术人员，在河北正定县一家教堂的农场建起华北防疫处，先后生产出牛痘苗、破伤风抗毒素等。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李志中等10多名技术干部被抽调到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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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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