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犹如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任何当代文化都可以视为传统文化的延伸。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是确凿无疑且连续不断的。即使自晚清已降，“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遭到中国本土新思想的深刻批判时，这种影响仍然固执地存在，甚至催生出同样灿烂的文学果实。
比如鲁迅，他的文言文日记和旧体诗歌创作显示，纯粹的传统文化修养是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故事新编》则采取了历史小说的叙述方式。再比如郭沫若，他在今天为普罗大众所熟知的文学创作，多数是历史剧。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应有之义。但也正因为此，我们探究这种影响就决不能流于肤浅，局限在诸如传统题材的使用、传统文化的背景、传统人物的塑造等等上面。而是应当考察其深层次影响，总结经验，发现不足，才能准确认知这种影响，从而既有助于传统文化传播，也有利于作家的具体实践。
一种方法论：传统文化的迂回与进入
在今天的历史叙述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图景显得格外热闹。“文化热”、“文学热”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呼唤“寻根主义”、“传统文化复兴”的声音十分强烈；另一方面，由此催生的许多优秀的“寻根文学”创作实践，实际却是建立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传播之上。
譬如“寻根文学”思潮的最主要阐释者之一韩少功，他的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表面上是通过对原始部落和传统乡村的寓言式描写，来挖掘民族的文化根源，但其艺术手法和思想意识，均可视为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实践；更具代表性的则是莫言的创作，他在多个场合都曾坦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他创作的影响：“1984年我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非常惊讶，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那之后十几年，我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我的中篇小说《球状闪电》《金发婴儿》都有模仿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
今天，中国作家的创作可说已经超越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但同时，这一超越反而趟出了一条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入作家创作的“方法论”。换言之，当代中国作家要反映当代中国的现实，“现代性”是不可规避的现实情境。传统文化再博大精深，也需要一条合情合理的路径进入到当代创作中。因此，“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看似只在上世纪80年代喧闹一时就归于沉寂，但其开辟的“传统文化经由西方理论进入当代创作”的路径，却被保留了下来。
法国当代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一书曾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时，他把中国文化作为反观西方文化的对象，探讨了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之处，是一种通过“迂回”以“进入”的思路。我想，以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为典型，往前可以追溯到鲁迅《故事新编》、施蛰存《将军底头》、李拓之《焚书》等极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历史小说，往后可以延伸至今天的部分作家，如虹影以古代笔记改写为现代小说的《鹤止步》（小说集）、庞贝的《无尽藏》等，都是采取了一种将中国传统文化“迂回” 到西方文艺理论，从而“进入”文学创作以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
当然，这种方法论是多种多样的，在此仅举此一例，试图说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非总是直接、粗暴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曲折和丰富的路径选择。
语言的回眸：古典精神的现代审美
除了上述方法论的维度，我们还必须关注文学语言的表达。华语文学、汉语文学等名词的出现，已经告知了作家创作中语言的文化基因。而诗歌无疑是语言维度上最重要的创作实践。
我们无需赘述“新文化运动”以来持续未断的古典诗词写作，这当然是传统诗歌生命力的直接表现。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新诗创作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语言的影响。
新诗，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就不仅是一个崭新的舶来品，还是“新文化运动”在文学实践上的重镇。可以说，新诗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反抗传统的使命。但有趣的是，早期新诗创作的实践无论多么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真正留下来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多数仍然无法摆脱古典语言的影响，如徐志摩、戴望舒等。即使他们有意识地模仿了西方诗歌的格式，但其在美学的超人之处，却是由汉语营造出的古典精神、古典韵味、古典意境。
这在上世纪80年代新诗复兴时更加明显了。与当时一些作家具有欧化句式和语言的创作迥异，1985年左右短暂兴起的“整体主义”诗派，显而易见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了灵感。如其代表诗人石光华——如今他早已不再写诗，专攻美食——所写下的《听冬》：“水上，淡淡的寒梅悄然/听落雪低语。疏影以外，是月亮的触及/一片枯苇潇潇如歌。”
这在今天看起来并不惊艳的句子，却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美学宣誓意味，那就是要重新使用古代诗歌的语言来表达现代审美。而同一时期的张枣写下的《镜中》，里面“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句子，在今天的“80后”、“90后”文艺青年里几乎人尽皆知，显示了这种营造古典精神的现代诗的强大活力。用张枣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诗人陈东东更加明确地指出，张枣对“现代性”的追求自称为“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很大程度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诗歌是语言艺术的主要载体，上述诗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熔铸古典精神，以帮助现代人进行现代审美。而不是像今天的一些所谓“古风”的流行歌曲那样，抄撮古典诗词的词语拼凑成语法不通的句子，既无古典之风度，遑论审美了。
庸俗与文雅：传统精神内涵的挖掘
表面上看，今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在青少年所关注的网络文学领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日中天。从本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穿越文学，到后面逐渐兴起的玄幻文学、宫斗文学，已经在今天结出了网络剧、网络大电影、大IP等影视、金融、传媒多个领域的果实。再加上长盛不衰的一些表面上为历史小说，实则为官场小说、宫斗小说、阴谋小说的作品，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是扩大了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得到了深入而细致的表现。一些穿越、玄幻文学，或是袭取历史背景的外壳，将职场文化变为宫斗戏和官场小说，这些创作缺少对传统的批判意识，也缺少对传统精神内涵的挖掘。
其实，何谓传统精神内涵？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从历史的眼光看，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精神载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包含了释、道等其他思想。现在的创作者并不一定要以儒、释、道为题材或主角，而是要吃透其精神，提炼其内涵，将其融入到创作中，至于这个作品写的是中国还是外国，是古代还是现代，倒是次要的。
唯有如此，作家的创作才能具有独特的艺术和思想内涵。譬如安徒生的名作《夜莺》是以中国皇帝为主角，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虚构了两个中国角色，可这两部作品显而易见都是专属于安徒生、博尔赫斯本人及其文化背景的。就连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孔子》，乍看上去完全是中国历史小说，可读完后却能深刻感受到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最根本的影响，必将是精神内涵的塑造，无论他选择哪个国家、何种文化、什么题材来构思作品，真正优秀的中国作家总能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而这，恰恰是目前仍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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