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活动都发生在一定时空当中，但学界关注文学发生时间维度远远多于空间维度。目前文学地理学方兴未艾，将会大大改变学人考察文学的思想维度。文学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一样，重在考察“人地关系”，主要研究地理、空间与作家、作品、读者的关系，以及文学的“诗性地理”、文学的空间诠释等问题。陶礼天、曾大兴、杜华平三位学者长期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研究，所作论文或讨论先秦时期文学地理批评的发生思想，或论析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的地域性差异，或分析杜诗阅读的地理视角问题，都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论题。（吴相洲）
文学地理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班固《汉书·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之说，以此分析《国风》，并直接影响到后来郑玄《诗谱》和王逸《楚辞章句》等著述。南朝文论家大都具有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评论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论，对其后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生于先秦时期，最初或许仅仅体现为一种有关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思想，而这正是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基础。本文即以《管子·水地篇》（下文直接称引篇名）为例，对先秦思想家有关人地关系论述与先秦及秦汉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生展开分析。
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水地篇》成文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齐国稷下学宫兴盛时的战国中期或稍早。《水地篇》是《管子》这部“学术之丛书”中非常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但又是历来研究聚讼纷纭的一篇文章。20世纪初期以来，不少学者把《水地篇》类比或等同于古希腊泰勒斯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本体论，从而导致对其主旨的误解。《水地篇》水土“本原”论的主要内涵，是指最重要的生成条件或要素之意。但目前对《水地篇》主旨诠释仍不明晰，必须首先进行分析。《水地篇》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该文主旨的前提性论点，即水土乃万物生长之根本要素和条件：“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均据黎翔凤《管子校注》本）历来学人多将此首段视为全文主旨，非是。地和水，本为一体，也就是“水土”之意，《七法篇》有“水土之性”之说。当然《水地篇》作者突出谈论的是水，但水也是“地之血气”。第二部分，进一步论证前文提出的前提性论点，从“何以知其然也”到“管子以之”这句话结束，分三个层次：第一层，从水德本身来论证；第二层，水为具材而存在万物之中，是一切生命之要素，其最重要的是要“适度”；第三层，总结上述内容，并过渡到管子根据水（水土）的道理来“则之”“以之”，作为“理国之道”（《问篇》语）。第三部分，回到开头所论，进而完成本文的主旨论述：以“夫齐之水”这段著名的论断，论析不同邦国地域水土之性，是造成不同邦国地域民性的客观的重要因素，曰：“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这段话可以跟《地员篇》《禁藏篇》等有关论述结合起来看。《禁藏篇》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地员篇》也表示，土各有其性，不同土壤所产出的物产，人们所饮所食之不同，其体质气性就会不同，进而“风气”就不同。有些说法今天看来仍然是较为科学的，如云：五粟之土，“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沃之土，“其泉白青，其人坚劲”；五位之土，“其泉青黑，其人轻直”，等等。总之，《水地篇》的主旨在于说明水土之性乃是形成不同邦国地区的民性的客观原因，乃是一种人地关系论，其内涵实际上说明了地域文化个性（民风民情、风俗习惯等等），乃是发端于所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统治者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并能够因势利导，加以教化管理。
《水地篇》人地关系论的思想派别和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天人关系，至春秋战国时代，既出现天人相合的思想，也产生天人相分的观念，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更重视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到《易传》，儒道乃至阴阳家等思想就交融会通在一起了，《管子》一书也有这种倾向。《水地篇》具有明显的阴阳和五行之思想，冯友兰先生就认为该篇思想属于黄老和阴阳家。《管子·四时》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就是主张一种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的关系。先秦老子与孔孟荀等诸子多有颂水德之论，其中也包含他们对“道”之“德”性的理解。在《水地篇》中，如上之解读，水并不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水，其论与《郭店楚墓竹简》之《太一生水》篇所谓“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既成万物也”的思想有明显类同之处，可以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
《水地篇》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具体是落实在水土之性与民心民性的关系上，这在先秦及秦汉其他论著中也可以看到类似表述，说明人地关系论实际上是先秦文学地理思想发端的理论基础。《晏子春秋》有所谓“水土异也”之论，这也正是《水地篇》的主要思想。相关的观点，还有如《礼记·王制》篇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论述作品的风格特色常常联系作家的性情和气质，并认为这种个性与其成长的具体地理环境有关。上引《礼记·王制》这段论述，唐代孔颖达有大段疏文，详细分析了个中道理。《礼记·中庸》云：“子路问强。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玄注云：“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中国历代谈艺者好言南北之别，盖东西差异也在其间矣（参阅孔疏引郑冲语）。《大戴礼记·易本命》有云：“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其中道理与我们前文对《水地篇》的分析是一样的。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论述还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和王肃注《孔子家语·执辔》篇，不再赘述。
上述《水地篇》之人地关系论、文化地域论，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有着密切关联也有显著例证。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评论各国国风：“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再如《礼记·乐记》记载子夏论各国音乐，有“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云云。《礼记·乐记》所记子夏这段论述与季札观乐评论，在逻辑上是相同的。从春秋时代季札到战国时期《水地篇》相关论述，说明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邦国诗歌文学（十五国风）地域性差异已经十分关注，对不同地域的“民性”与不同地域的“水土之性”密切相关性有了自觉认识。季札这段论述已经蕴含了区域诗歌文学（十五国风）的比较意义。
要之，从人地关系这一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进行考察，先秦时期可谓是中国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创发和理论奠基时期。《水地篇》及先秦以及秦汉文献中的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先秦时期尤其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思想与方法。当然，《水地篇》“夫齐之水”这段论述，明显具有“诗性智慧”的特征，用意大利维柯《新科学》的话来说，具有“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的意味，这也是应该加以特别指出的。
（作者：陶礼天，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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