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是与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我国西北、西南、华南、中南、东北、华北及台湾等地形成了广泛的多民族“接触区”，多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在这些多民族“接触区”碰撞、交融，并深刻反映在多民族的文学文本中。这些文本书写着我国多民族的“接触”生活经验，体现了多民族话语的相互交织，也决定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着力点。
文学文本的“接触语言”
“接触区域”文学研究是由“接触语言学”生发的一个概念。“接触语言”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一种语言是单一的、纯粹的、没有混合的，这就决定了文学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接触语”。现阶段，我国文学文本的接触语言研究应该着力关注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在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呈现。
结合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应当着重观照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文本中的外来语、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转用、语言转换等混合语与语言保持、语言消亡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中，这些接触语言现象是很普遍的。例如，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大量嵌入“阿帕”、“乃孜尔”、“阿囊”、“泡克”、“白卡尔”等维吾尔语词，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作品出现“伊不利斯”、“卡费勒”、“杜斯曼”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等作品存在大量的“期巴尔”、“阿塔”、“加合斯嘛，阿合撒哈勒”等哈萨克语词，昌耀诗歌中出现“扎麻什克”、“丹噶尔”、“老阿娅”等藏语词。这样，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中便呈现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交织的现象，使得多民族话语交织实际上成为文学的一种“修辞”方式，以富于蕴藉的有意味形式突出表征不同民族间的复杂情感与话语关系。
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中的多民族话语交织与其接触语言现象关系密切。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中的接触语言研究实际构成文本多民族话语交织研究的前提，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文学文本的多民族话语交织研究实际是把特定文学文本中的接触语言研究推进到多民族话语的实践层面。然而，即使有这样研究侧重点的区分，两者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共同构成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的语言接触研究。
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多民族话语交织是通过多民族文化个性的接触和交往实现的。在这种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人物的单一民族主体性往往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变异和拆解，在自觉不自觉中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个性的过程中变得丰富多样，实现由“小我”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向“大我”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趋向。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主体间性还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写作姿态上。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创作主体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多民族接触区的“原住民”，比如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一类是在我国多民族接触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乡人，比如王蒙、张贤亮、昌耀等。他们都是“文化夹居者”，虽然在接受不同民族文化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身都具有多民族的主体间性，这成为其创作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切实生命体验和厚实根基。所以，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必须重点关注作家的自我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意识间的差异，关注文本的复杂话语结构与创作主体写作姿态之间呈现的复杂矛盾关系。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多主体性实际是由所表达的多民族文化关系决定的，这也表现为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例如，王蒙的《在伊犁》《这边风景》主要是时代文化与维吾尔族、回族等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错；张贤亮的《绿化树》主要是现代市民文化、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与时代文化的错综；昌耀的诗歌主要在现代文化与青藏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拉伸；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则体现了时代文化与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间性通过呈现多民族文化冲突交融的生动场景，使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内涵极具张力，从而使文本本身获得了明显的多民族文化品格。
生活世界的审美表达
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话语差异的交织、人物形象的多重主体性，文本内涵的丰富文化间性，都在昭示着中华大地作为我国各民族共同诗意生活栖息地的永恒意义。这在上述列举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生动体现。对于王蒙、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作家来讲，新疆就是各民族生活的好地方。对于张贤亮来说，宁夏等地就成为有神性和魅力的精神故乡。而对昌耀来讲，青藏高原则是安顿生命与灵魂的最好所在。可见，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都在展示各民族祖祖辈辈生活之所具有的伟大融生力量，体现出它的神圣和崇高。这是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家创作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少数民族文学得到有意识的建构，我国多民族文学创作才逐渐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现代文学研究，比如老舍、沈从文等人的文学创作。这种研究方式还可以参照性地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复杂形成和演进过程，实际是不同族群文化交融的结果。中国文学的这种多民族文化的交互性有理由把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范式非机械性地向历史回溯。
“接触区域”文学作为新提出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范式，对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接触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复杂的发生场域之一，对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深入研究，能够在着力揭示我国不同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书写姿态的过程中，呈现民族接触区生活给我国文学创作带来的巨大活力、张力以及丰富的审美意蕴，从而揭示中国文学创作一个侧面的重要特征及规律，这对丰富和推进中国文学研究、建构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重要意义，也会进一步促进今后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作家的多民族文学创作。
此外，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是要破除民族书写的单一主体性和本质主义，揭示文学创作的多元主体性，凸显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深入研究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能够清晰呈现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所昭示的多民族文化接触的方式、话语生成的机制，这对促进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近四十年西北多民族‘接触文学’研究”（16XZW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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