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祥瑞构成了谶纬繁复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仅蕴含着汉人基本的思想图景与心灵体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因素。虽无益于经典，却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意象。
谶纬，大体上源于秦汉时期，在汉代称为谶，或者图谶，或者图纬，谶与纬没有区别，非四库官臣所认为的“谶自谶，纬自纬”。现存谶纬文献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商周以来形成的内容丰富而又自成体系的星占、风角等占候之学；二是战国中晚期及至汉初形成的象数易学的理论阐发以及衍化，主要以卦气与灾异说为主；三是以阴阳学为旨归的阐释经学的理论，也就是后人观念里“纬”的部分；四是在汉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初，儒生术士造作的鼓吹汉家政治合法性的神谕以及其他荒诞不经的内容。
过多政治包容性与多元化致谶纬集中出现
汉代谶纬的出现是晚周至汉初天人关系理论匮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战国乱世与秦人短祚，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天人沟通”问题。秦代的法家、汉初的黄老道家以及汉武帝所尊之儒，虽然迎合了各自时代需要而成为一时的思想主导，却都未曾予天人关系以足够的关注，遑论理论阐发。孔子不言天道，传统儒学重于社会秩序，致使儒家天道观缺失，或者说薄弱，故汉武帝始儒学虽独尊为显学，却依然无法给予现实政治以天道层面的理论支撑。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天人关系便日渐成为儒学儒生无法回避的问题。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阴阳灾异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天人关系理论开始建构，虽然建构的方法、路径及内涵基本是错误的，然而汉代人依然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夏侯始昌“明于阴阳”授《齐诗》《尚书》，孟、京《易》学主于灾异，刘向家传阴阳五行之学。其中夏侯《齐诗》传于后仓，仓传匡衡、萧望之、翼奉，最终流于谶纬。而《尚书》传于夏侯建，建传孔霸、周堪，霸传子光；堪传许商，商著《五行论》。传人皆宣、元、成、哀时重臣，具有经学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自从儒家经学登上政治舞台，阴阳学便开始向儒家经学渗透，而在元、成帝时期，阴阳学与经学的融合达到了顶峰，即基本完成了以阴阳学为主导的经学理论的建构，阴阳灾异成为了上至皇帝下至黎庶的主流思想认知，恰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借此以匡正其主。”阴阳灾异之学不仅影响了汉代政治的发展方向，也为谶纬的出现与泛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天人同一的学术阐释的确回答了汉武帝的理论焦虑，是现实政治发展与儒学自我改造的默契呼应，但无意中为西汉政权的覆亡埋下了种子。汉宣帝至平帝时，汉代迎来了地壳大规模频繁活动的时期，地震频仍、五星失序、山崩水涌、季节失常……西汉中晚期近百年频发的灾异屡见记载。每当灾异发生，人君震恐，大臣惶惑之时，儒生博士便会在董仲舒的上天谴告说中寻找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灾异的方法。而无法与经学比肩，又不能发挥政治影响的天星占、望气、风角等学说，混合着《易》学灾异占断理论，依托经典的面目出现，也形成了一股学术风气。正是在“《春秋》所记灾异尽备”的质疑声中，汉代皇帝惶惶不安，过多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政治思想导致了无休止的“异调”，谶纬之说开始集中出现，并呈现出蔓延之势，而王莽最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成功地完成了禅代，开始了谶纬治国新的政治思想时代。
汉代谶纬的影响
东汉一仍其旧，白虎观会议以谶纬正定经义，从而确立了谶纬的国学地位，开启了东汉二百年谶纬统治政治、思想以及学术的时代，谶纬之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探求天人之道的时代大背景下，谶纬最显著的影响，是使《易经》的地位得以提升，汉代经学阐释出现了以阴阳为核心的现象。阴阳被汉代人视为天地之大端，儒家的学术思想以及经学主张，无不渗透着阴阳的观念。如《春秋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谶纬《诗》学探讨的是《诗经》所体现的阴阳学说之时代精神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汉代历史进入元、成帝时期，就是皮锡瑞所称颂的“经学的极盛时代”，而翼奉、匡衡学说以及当时谶纬中的理论主张，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规律的总结。于是形成了顾颉刚所认为的理论范式：“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的经学阐释及其所生成的理论，无不贯穿着阴阳学说的基本内涵，成为指导一切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第二，“吉凶之应，随其象告”，“象告”成为主要的言说方式。甲骨以兆言，三《易》以象言。而在汉代人看来，无论祥瑞，还是灾异，都是上天的言说方式，是象告。在符命观念影响下，洞悉上天谴告的实质性内涵，纠改政令失误，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偏颇，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灾异屡至，为求“天地之心”，儒生博士穷象析言，推求《春秋》灾异，以救当今。“《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易》以象告”，所告不外乎吉凶之事；于《春秋》而言，象所告的是朝聘会盟成功与否的征兆。所以说，天人之道见于《周易》和《春秋》。天象，确切地说灾异之象，是上天“告喻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易》为六经源的汉代，成为了主要的话语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理论的主要命题，不仅成为汉代文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理论的重要建构方式。
第三，谶纬以神道设教，显著特点就是倡言祥瑞。经过洗练，祥瑞的景象或内涵化为文学的经典意象。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祥瑞构成了谶纬繁复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仅蕴含着汉人基本的思想图景与心灵体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因素。虽无益于经典，却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意象。诚然，纬书的种种记载难免给人以虚妄不实的感觉，然而透过那些诙诡谲怪的论述，谶纬在根本上所意图建立的是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将人事与天象两相验证，发生在世界之中的种种灾异与符瑞，即便不能被理智所充分认识和把握，也都通过奇幻的想象方式，被纳入生存的视野之中，成为并非与人类行为无关的事情。经由谶纬的编织，在想象世界与祥瑞之间发生了艺术关系。谶纬之中的想象力贯穿了整个意识形态，既开启了具有神秘意味的政治，也伴随着文学始终。
第四，祥瑞思想深入人心，致使传统的经典“讽谏”主题一跃而变成了“须颂”，这是谶纬对于汉代文学的又一大贡献。两汉社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祥瑞，对于怀揣致君尧舜而使天下化之之理想的儒家士人是一种鼓舞，为了表达自身对于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上疏达意、诗赋显志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心志的手段。而歌颂社会，奉扬汉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经成为文人的共识，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特别是在汉代，除了汉初的几代君主，后世的汉代君主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人格模式打造出来的君主，治国方略虽有小异，却是大同的，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时，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议题和文学想象中不约而同的主题。曾经的文学“讽谏”转而变成“歌颂”。永平以降，颂扬之声便“洋洋乎其盈耳”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谶纬与汉代诗学研究”负责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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