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对《九歌》作于何时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不一时”说与“一时”说两大类。所谓“不一时”说，即《九歌》十一篇，分别作于不同的时间，并非同一时间的产物。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认为：“《九歌》不知作于何时，其为数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时所作也。”在持“不一时”说者看来，《九歌》作于何时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值得追究的问题，他们认为，《九歌》十一篇很可能分别作于不同的时间，而后由后人辑录而成，持这种看法的，人数较少，除蒋骥外，近人钱穆也是其一。而持“一时”说的，相对就比较多了。所谓“一时”说，即《九歌》十一篇乃是作者写于同一时间的作品，至于什么时间，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放逐说，即顷襄王时期。此说最早的创始人是东汉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忧怀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随后赞同附和者，有朱熹（《楚辞集注》）、戴震（《屈原赋注》）、刘梦鹏（《屈子章句》）等。他们都认为，《九歌》乃作于顷襄王时，其时，屈原被放逐于江南，见闻民间祭祀歌舞而创作《九歌》。清人王夫之《楚辞通释》也赞同放逐说，但他的看法与王逸略有差异，他认为：“《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逮后顷襄信谗，徙原于沅湘，则原忧愈迫，且将自沉，也无闲心及此矣。”
其二，承怀王命说，即怀王十七年。此说由马其昶《屈赋微》提出，他说：“何焯曰：《汉志》载谷永之言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则屈子盖因事以纳忠，故寓讽谏之词，异乎寻常史巫所陈也。其昶案：怀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则《九歌》之作，必原承怀王命而作也，推其时当在《离骚》前。”赞同此说的，有今人孙常叙、孙作云等人。
其三，早期说，即屈原早年得志之时。持此说者为郭沫若，他在《屈原研究》中说：“据我的看法，《九歌》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时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后。”他在《屈原赋今译》中还说：“由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
对于《九歌》创作时间的讨论，不能脱离屈原本人的身世经历和《九歌》作品本身的内证。
屈原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得志时期，中年任三闾大夫时期，晚年遭放逐时期。早年得志时期，他任怀王左徒，深得怀王信任，出入朝廷，应对诸侯，志满意得；晚年遭放逐时期，远离朝廷和京都，惆怅失望，悲愤郁闷，乃至最终自投汨罗江，以殉理想。这两个时期，屈原不太可能有条件与祭祀歌舞发生直接关系。即便流放时期，在流放过程中有机会目睹民间祭祀，他也不太可能有心绪拿起笔来，写作富有浓郁抒情意味的《九歌》。特别是早年得志时期，很难想象，他会写出如《国殇》般祭奠感怀阵亡将士的气壮山河的篇章。屈原一生中，最可能与祭祀歌舞发生关系的时间，应该是他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即中年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他执掌三闾大夫一职，完全有机会与宫廷及民间的祭祀发生关系，也最可能直接参与祭祀歌舞的文学创作。王逸《楚辞章句》谓：“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此三闾大夫一职，《七国考》卷一楚职官三闾大夫条（补）引吴永章《楚官考》云：“三闾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类。”又，《周礼·春官·宗伯》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而秦的宗正，即宗祝，《国语·楚语》注云：“宗主祭祀，祝主祝辞。”容庚释曰：“宗祝，告神之官，亦作祝宗。”这说明，楚之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并兼祭祀祝辞之职。这无疑告诉我们，《九歌》的写作很可能在屈原任三闾大夫时期。
《九歌》十一篇中，《东皇太一》篇告诉我们，其创作的季节大约在春天，因为东皇太一在诗篇中所展示的形象，乃是春神，其祭祀的时令，应该在春季。其他篇章，最能表明创作具体时间的，应该是最后一篇《国殇》，因为《国殇》篇的写作，毫无疑问是为了祭祀那些为楚国英勇奋战牺牲在疆场的将士们。全篇讴歌他们的誓死不屈，颂扬他们热爱楚国的伟大精神，告慰他们为国为民捐躯的崇高英灵。这一定是屈原闻悉楚国将士在前线英勇奋战牺牲后，在朝廷举行的国家祭礼上，作为职掌祭礼的官员，亲自参与了祭祀歌舞的创作，从而诞生了这篇将神、鬼、人三者融合，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那么，这篇《国殇》最可能写于何时呢？
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于怀王十八年出使齐国，当年返回后任三闾大夫，而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军大败楚军于丹阳、蓝田，此即著名的丹阳战役和蓝田战役，这两场战役，使楚军受到重创，是楚国历史上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史记·楚世家》记载：“斩甲士八万，虏我（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紧接着蓝田一战，楚又大败。这两场战役，大大刺激了楚国上下，楚国为此悼念死亡将士，祭奠他们的亡灵，举行有楚国君主亲自参加的国祭，完全有可能。而怀王十八年屈原正好返回楚国，任职三闾大夫，掌祭祀，从而撰写包括《国殇》《礼魂》在内的《九歌》，完全合乎情理，在时间上也允许。因此，《九歌》应该写于怀王十九年的春天——十七年大战失败，十八年屈原返楚任三闾大夫，十九年春，楚国朝廷举行隆重国祭，屈原写成《九歌》。也就是说，上文所引三种创作《九歌》的说法，第二种承怀王命说，相对比较合理，但在具体时间上略有差异，怀王十七年固然是楚军大败于秦军，但其时屈原尚未任三闾大夫，职责范围决定他还不可能参与国家朝廷的祭祀，怀王十八年由齐返楚任三闾大夫，而后楚国举行国家级盛大祭祀仪式，屈原具体参与，甚至主持，都在情理之中，《九歌》的诞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因此，《九歌》确是屈原在其中年时任职三闾大夫期间，为楚国的国祭写下的祭祀之歌，其祭祀的对象，乃是秦楚大战中为国捐躯的楚英勇将士。他将楚民祈祷上天诸神的颂歌，与讴歌楚国将士英灵高度融合，纵情歌颂将士们的英灵豪气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其写作时间，应该在怀王十九年春。
（作者：徐志啸，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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