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部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不能创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典型人物，或者所反映的生活事件不能获得深刻的典型意义，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当代文艺创作应当按照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不断追求典型化创造，努力攀登文艺创作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既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同时也指出了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实现文艺创作自我超越的努力方向。比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倡导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创造，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创作出生动感人的典型人物，从而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习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的讲话中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他还说：“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也许可以说，习总书记讲话所强调的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和创作典型人物的能力，就是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创造能力。如何提高对于文艺创作典型化问题的认识，并进而提高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创造能力，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在人们的文艺观念中，通常是把典型化作为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规律来认识的。现实主义不像自然主义那样照搬生活真实，而是要求高于生活真实达到典型化的高度。所谓典型化，就是要求文艺家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化和高度概括力的艺术形象。在过去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和戏剧，以及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品，创造了形态各异足以辉耀文学史的众多典型人物形象，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创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当然，在过去现实主义文艺的主导性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某些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和教训。比如，过于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否定和排斥其他的创作方法，造成文艺创作方法和风格的单一化；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对于典型化创造的理解也存在某些偏差。有的典型化理论将文学典型解释为个性与共性统一，同时又把“共性”解释为某一类人物的共同特征，比如从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同类人物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和习惯等等抽取出来，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典型化创造。这样的理解无论怎么说都是过于简单化了。于是，在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开放性和多样化的创新发展中，就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化现象，这就是把现实主义及其典型化创作方法，当作过时、陈旧的和僵化的东西加以否定抛弃。文艺界许多人争相借鉴和模仿国外各种新潮时尚的创作方法，如新历史主义、魔幻主义，以及后现代各种新奇怪异的玄幻、穿越等等。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也是更多追求纪实性、零散化、碎片化的所谓还原生活的写作，而把典型化创作方法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远离现实主义的种种创新探索，一方面拓宽了文艺创作的发展道路，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艺创作经验；但另一方面，也由于过度背弃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使文艺创作陷入了某种误区，尽管各种创新探索的努力不少，却难以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这的确值得我们加以反思。
近一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积极变化，这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通过影视改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和读者观众的普遍欢迎，文艺理论和评论界也对这些作品重新认识和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由此而推及路遥、陈忠实所尊祟和学习的前辈作家柳青，对他的现实主义力作《创业史》也引起了重新关注和认识评价。还有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等一批作品，从小说畅销到改编为影视作品热播，都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热情，也引起了评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这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显示出强劲回归的新趋向，这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艺现象。
从上述文艺现象及文艺作品来看，其共同特点就在于重视典型化创造，能够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从而创造出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使作品充满丰富深刻的精神意蕴和思想力量。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分析，可以让我们从获得典型化创造的许多有益的启示。
按通常的看法，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首先表现为典型人物的创造。然而究竟何为典型人物，或者说典型人物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虽然过去的典型化理论已有比较明确的阐述，比如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者说是鲜明个性化和高度概括力的统一等等，但这些说法可能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理解上产生偏差，很容易导致某些片面性。因此，从典型化的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笔者看来，典型人物的创造仍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一是如何突出人物的个性化描写。典型人物要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这一点本来无需多论，因为人们早有普遍共识，而且理论上也有许多经典性表述。其中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然而问题在于，怎样的个性化描写才是符合典型化要求的？恩格斯强调人物的个性化描写，主要是针对文艺创作中的抽象化和观念化、个性消融到原则中去的倾向，认为这样就没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与众不同、鲜明独特的个性化描写就一定是好的。对于那种脱离生活真实而凭空虚构的个性化描写，恩格斯称之为“恶劣的个性化”，视为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物的个性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活经历及其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与众不同，文艺创作要从生活真实出发，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并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创造，使人物的这种个性特征得到更加鲜明独特的表现。如果没有对于人物及其生活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创造能力，就不可能写出真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创造出个性鲜明独特的典型人物。
二是如何强化人物性格的概括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高度的概括性，这一点同样不言而喻，理论界也早有普遍共识。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高度概括，以及怎样才能做到高度概括？如前所说，过去的典型化理论把这种高度概括理解为人物的“共性”，即某一类人物的共同特征；而进行高度概括的方法就是“综合”，即把若干个同类人物身上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抽取出来，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典型化创造。那么，这样综合起来求得的“共性”，差不多就成为了某类人物性格特征的“公约数”。这种综合概括的方法如果处理得不好，恰恰容易造成人物形象创造的概念化和类型化。而所谓个性与共性统一，也很容易变成某种人物类型特征的个性化显现，成为一种进行了个性化包装的模式化典型。这种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出来的类型化或模式化典型，在以往的文艺创作中也并不少见，但这显然不是应有的典型人物创造。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化创造，并非简单化的综合概括所能达到，而是更应当注重在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并对源于生活的“这一个”人物的生活底蕴和性格内涵，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发展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才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对生活内涵及某些本质方面的概括），也有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以及思想意蕴的深刻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说，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的人物形象，就像是人工合成制作的蜡像，再怎么栩栩如生都是没有血肉生命的，而在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则如扎根在深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大树，是风姿独具并且充满蓬勃生命力的。
三是如何加强审美理想的烛照。过去的典型人物理论，着重强调个性与共性统一，而对表现审美理想方面则重视不够。笔者以为，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按照生活真实进行综合创造，以及通过个性表现共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要用深刻的思想洞察现实，用高于现实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文艺作品创造的典型人物，无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是多面性的复杂人物，都不只在于刻画其鲜明独特的性格，更需要穿透人物的精神灵魂，在艺术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把人物真假善恶美丑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这样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如在《平凡的世界》中，自尊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农家子弟孙少平，脚踏实地又满怀理想的孙少安，敢爱敢恨正义凛然的田晓霞，用情专注善解人意的田润叶，心系乡土不计得失的田福军，懒惰自私圆滑世故的孙玉亭，精于官场潜规则的冯世宽等；在《人民的名义》中，满怀理想嫉恶如仇的侯亮平，敢想敢为作风强悍的李达康，一身正气敢于担当的易学习，心系民众不计得失的陈岩石，儒雅伪善的正人君子高育良，出身寒微以屈求伸野心勃勃的祁同伟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性格鲜明独特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的确抵达了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了人物精神信念的坚定或幻灭，应当说是融入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典型化创造。有人说作品中一些具有英雄气质或理想化色彩的人物形象不真实，看来这是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典型化创造之间的关系。艺术形象不能仅仅用真实性来衡量，艺术的典型化创造本身，就是要求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用审美理想之光烛照现实，典型人物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或理想化色彩，应当是典型化创造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说，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活命运和情感，表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其精神实质，就包含着要求艺术真实性与审美理想有机统一。尤其是那些反映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必定寄托着这一时代人民的审美理想。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新时期初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田福军等，都是一些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拓精神和人们的理想愿望，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不只是艺术真实性的力量，更是艺术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力量。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中，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正可以成为当今文艺典型化创造的有益借鉴。
当然，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也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典型化，其基本原则也都彼此相通。例如，刘震云的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就主要是情节事件的典型化。一个小小的夫妻离婚家庭矛盾的纠纷，由于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缺失，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种种私心杂念，对群众的民生问题和利益诉求冷漠麻木，行政不作为或不会作为，使本来很小的矛盾纠纷未能得到及时调节化解，乃至滚雪球般地酿成了法律事件、上访事件、政治事件，从小乡村小家庭闹到了北京的政治中心，一批官员因此而被追责。在这部作品中，未必哪个人物特别典型，而是通过这个比较特殊的生活事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某些潜在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因而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类似的作品，如陆文夫的小说《围墙》、梁晓声的小说《讹诈》等，都具有这样一种典型意义及文学品质。
总之，如果一部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不能创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典型人物，或者所反映的生活事件不能获得深刻的典型意义，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当代文艺创作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不断追求典型化创造，努力攀登文艺创作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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