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现代主义维度，还是后现代主义维度，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都不能脱离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都要以现实性为基础，以人民性为立场，既扎根现实主义土壤，又高扬理想主义情怀。
后现代主义诗歌有其特定的文化、文学动因，它在中国新时期诗歌版图中出场既显示出合理性，也表现出不少缺陷。因此，对其进行辨析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新时期综合性诗歌写作的语境中，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作维度适度结合，是诗歌写作的合理取向。
后现代主义诗歌及其症候
以后结构主义等哲学精神为内核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出于反驳、超越现代主义文学而建构起来的，因而两者的创作精神、美学特质有很大不同。在美学原则上，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反价值、反意义、反本质、反中心、反崇高，还原普通人的生存本相。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读到的只有现象，而没有对现象的观念、认知和态度、评价，其所反映的现实也大都意义缺失、价值匮乏。在美学表现上，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平面化、无深度、抽空主体的冷态叙事和零度抒情，追求客观还原日常生活琐碎、世俗的“原生”、“本真”效果；具体到语言运用，则集中、典型地表现为反意象和口语化。在消减价值、瓦解意义的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为“让文学回到文学”提供了可能路向；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学也为文学书写开辟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那就是一直被遮蔽、掩盖着的世俗生存、日常生活和形而下事实。
后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着陆，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中，诗歌又一次担负了“轻骑兵”的任务。应该说，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初始姿态是健康的、起始立场是合理的，一些诗人的创作行为在当时看来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当后现代主义文学一味朝“后”，就会出现因为过度抽空价值、排干意义而失却价值、沦丧意义的情况。正如王岳川所指出的：“文学本真的精神‘气息’飘逝而去，文学成为无棋盘的游戏，后现代文学的语言因丧失了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而日益变成一种不断膨胀的话语，一种夸张而刺激性的广告，一种追新求变的‘操作’”，“后现代语言由精神向本能还原，使后现代语言成为思想的中断而不可遏止地滑向价值的平面。艺术家在这种语言贬值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切地存在，因为自己已不可能用这类格式化语言来表达任何属于自己的感情。”（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当后现代主义文学由严肃的文学探索突进泛滥为随意、低俗的文学娱乐、游戏，并加入消费、媚俗的市场大合唱后，它的“文学性”、“诗意”就大打折扣，它被名之以“文学”、“诗”的合法性、有效性就面临危机。不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汉语诗歌版图上，一些扛着后现代主义旗帜投递自我对文化物象的非文化感知的诗歌写作，沉溺于粗俗、凡庸、细碎、无聊的自我日常生活中，耽潜于自我意识、自我无意识的幽暗迷宫里，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名声，也贬损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整体形象。
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纠偏路径
新时期如是混乱芜杂、泥沙俱下的“后现代”诗歌景观，自然会引起一些忠实维护诗歌、真切关爱诗歌的写作者和批评家的反思、批判。在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话语实践中，诗歌写作与真理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与意义有着水乳交融的统一。既然重提“价值”、“真理”、“意义”等现代性指标，他们无疑是要把脱缰的诗歌之马拉回到现代主义诗歌的疆域中去。不过，对于接受过后现代主义诗歌洗礼的他们来说，也并非要将后现代主义精神从诗歌写作中彻底清除，而是主张吸纳、化约其中的合理成分、有效因子，从而让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原则、手法结盟，联姻打造出具有综合审美特质的诗歌产品。
在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特质综合起来的诗歌写作中，诗歌写作者首先“救活”了那个“已死的作者”。这种有“我”的诗篇，不仅“记录”的是“我”的现实生活，而且其中有“我”在“研究”“我”的现实生活；同时，“我”用以批判、反思、质疑、对抗——“研究”——现实生活的根据和标准是诸如人性、生命、精神、灵魂、良知、价值、意义等现代主义哲学命题。其次，诗篇中的“现实”不再是琼楼玉宇、空中亭台中的形而上生活，而是人间烟火、世俗人生。这类诗篇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正是由于其所吸纳的是日常性、凡俗性的“生活”。在新时期这类诗歌写作中，现代性的思想意识、观念认知与后现代性的生活图景、人物世象的交织缠绕、融会贯通，或者说用现代性的眼光查看、现代性的思维评判后现代性的生活、人物，促成、催生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综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诗歌创作拉回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之中。
“神性写作”是纯度较高、合格率也较高的现代主义诗歌，而“口语写作”则是较为标准、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新时期的一些诗歌写作者则将两者综合起来，成为既非绝对的现代主义也非严格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性化写作”。在“人性化写作”中，一方面，在思想和精神内容上普遍增强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凡俗人生的外在敞开和内在感受，同时对其加以现代性的审视、反思；另一方面，在表意策略上采取口语化、反意象等。新时期的部分诗歌作者，对一度变异、扭曲了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加以纠偏，“加入生命的人格、良知、心地、品质和当下的人文关怀，以及蛰伏于生命中未被惊醒的神性”（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是对“人性化写作”的有效实践和对文学创作中人民性立场的坚守。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意义
在质疑、反思所谓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作者和批评家看来，写作并不仅仅是“语言的游戏”。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写作，通过超越、反拨“到语言为止”等偏于一端的写作主张和行为，有力抵制并扭转了一味媚俗、逢迎、讨好的诗歌写作意图。他们清醒、理智地意识到，大量所谓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其实难逃媚俗之嫌；而媚俗之作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代人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进行了消解。
作为精神性、心灵性行为，诗歌写作只能是“有我”的主体性行为，不存在“无我”（无主体）的诗歌写作。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写作的重要价值，就是使被后现代主义诗歌驱逐了的“我”又回归文本而恢复了诗歌的主体性。通过“我”的思想、意识、观念、认知的参与、介入而复苏了诗歌批判、反思等精神指向，使其附着上了现代主义美学精神。由于这个在诗歌中“说话”、“发言”的“我”是用现代主义文化品格武装、打造起来的有着“现代性”精神内质的主体，所以诗歌的精神品质就具有可感可知、可解可识能起到现实点拨、生活启示作用。比如，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取得微妙的综合性平衡的“人性化写作”，既避免了思想缺席、精神空场，又在诗歌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运用上呈现出“亲和力”，具备了独特的诗学价值。
在新时期，许多高扬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神的诗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因素。如在陈晓明看来，王家新的《回答》便是一首在“后现代主义式的修辞叙事”里“包含着现代主义式的意念”的典型诗篇。诗人并没有停留于呈现生活表象，而是据此寓言性地反思时代现实，并由此升华为对人类处境、命运遭遇的审视、揣度。
然而，无论是现代主义维度，还是后现代主义维度，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都不能脱离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都要以现实性为基础，以人民性为立场，既扎根现实主义土壤，又高扬理想主义情怀。这样的诗歌，才能够在充满现实生存气息和感性生活色彩的同时，承载精神重量并涵纳思想底蕴，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意义。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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