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载人航天精神：科学求实、默默奉献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载人航天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不平凡历程中，形成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不仅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形成一些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具体形态。比如，在革命时期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建设时期有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改革时期有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滋养，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抚今思昔，鉴往知来。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特推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系列文章，与各位书友一同回溯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中国精神。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载人航天精神。
从1956年中国创立自己的航天事业，到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从1992年我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到“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从无人到有人，从舱内到舱外，从一天到一个月，从试验到应用，每一次成功都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也孕育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载人航天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热爱祖国是航天人最大的精神支柱，为国争光、报效祖国是他们毕生的理想和信念，也是航天人最朴实的承诺。
在长征二号F火箭研制初期，面对只在外国画报上见过的“逃逸”二字，研究人员颇有陷入困境之感。当时的故障检测处理系统主任设计师荆木春把自己“埋”到了各种数据之中，几百个参数在他脑子里打架，每一个参数摆到面前都有用的依据，也有不用的理由，伴随他的常常是案前的绞尽脑汁和辗转反侧。
在选定火箭故障模式的过程中，副主任设计师张智分析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后，初选了几百种故障模式，然后到仿真实验室逐一验证，取得比对数据。他写的确定故障模式判据的报告，厚厚一摞，足有一尺多高。在专家评审会上，他抱着报告出现时，信心十足，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对专家提出的疑问对答如流。最终，他的报告顺利通过评审。研究团队突破火箭传统的研制程序，仅用1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常规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刷新了中国航天的新高度。
长征二号F火箭是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用于载人航天的全新的运载火箭，也是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系统最复杂的火箭。火箭全长58.3米，顶部带有逃逸塔，起飞质量为479.8吨，运载能力为7.8吨，可以把飞船送入200公里至450公里的近地轨道。
无数个日日夜夜，研制人员东奔西跑查资料，常常加班到深夜，但能查到的资料大多价值不高。有一些可作参考的资料，又因各国所用的技术、参数，以及技术实现途径不同，无法借鉴。一连串的挫折和困难没有难倒中国航天人，他们凭借有限的资料，边学边干，摸索研究，终于写出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可行性方案论证报告。
我国作为后起的国家，虽“起步晚”，但要“起点高”，且“一步到位”，因此把飞船定位为多用途的天地往返工具。经过无数次的探讨、论证，飞船的总体构型最终确定为“三舱一段”，即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与一个附加段构成。
我们的三舱航天飞船针对“联盟-TM”号飞船的缺点做了重大技术革新，变单一功能轨道舱为多功能轨道舱，并可以继续留轨利用，相当于一颗大型应用卫星，可以用于组建国际空间站。不仅节约了数以亿元计的发射资金，还大大缩短了发射周期，加快了载人航天实验进程。
实践证明，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一道道科学难题的破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取得，无一不是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精神的最好体现。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一项高风险的重大科学实验活动，每一个环节都影响成败，每一次操作都事关航天员的安危。中国航天人始终秉承周恩来“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以严慎细实的作风，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舟”三号飞船发射之后，有专家“发现”一个不安全因素：在进行大气层外救生时，由于运载火箭燃料未用尽，而火箭与飞船的分离速度又不够，有可能造成空中“追尾”事故。万一碰撞爆炸，可能直接危及飞船与航天员的安全，只有增加火箭与飞船的分离速度，才能彻底解决这个“万一”问题，这涉及飞船推进系统、数管系统、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的一系列软件和硬件状态。飞船研制团队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对飞行程序、飞行软件进行修改。后经多次仿真和试验，直到“追尾”永远不会出现。
如今，“神舟”载人飞船多次成功往返天地间，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成功率位居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梦不断向深空延伸……一次次堪称完美的表现源于每一名航天人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和臻于至善的价值追求。
载人航天工程分七大系统，每个系统都有十个左右的分系统和更多的子系统，涉及航空、船舶、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众多领域，全国直接参与工程的研究院所一级单位就有110多个，配合的单位则多达3000多个，涉及数十万科技大军，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运转。
1999年11月发射试验飞船之前，有专家提出“火箭升空到一定高度结束工作，该与飞船分离的时候，万一分不开咋办？”为此，工程总体要求飞船上增加一项航天员手控发送分离指令的功能。这个指令要从飞船送到火箭上，还要有独立电源来支持，牵扯的问题比较多，解决起来很棘手。
一番争论之后，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果断宣布：只要是为保成功，保航天员安全，一个字：干！当年，年仅38岁的张庆伟正担当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戚发轫亲自出马，希望飞船与火箭两支研制队伍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船箭相连，张庆伟同意火箭接收飞船的指令并按要求设置一个独立电源。在飞船上的“手控”功能具备之后，伤脑筋的电源也有了着落。
在我国载人航天这个至高至远的目标牵引下，统一指挥和调度，齿轮咬合般的全国大协作汇聚成了强大的力量，使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历史性突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芳允、屠守锷……这些“两弹一星”功勋、著名的航天专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同当时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一样，默默工作在航天战线上。伴随改革开放，他们的名字才渐渐为人所知。
屠守锷曾经说：“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是为某个人的目标，而是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干自己的工作。”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航天日”作出重要指示：“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深厚博大的载人航天精神和快速发展的航天事业，必将激发全民族探索和创新的热情，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勇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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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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