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内涵结构可分为两大块，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者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为引领，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决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结构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简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自信结构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面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挖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但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时，绝对不能割裂文化自信的完整结构，不能混淆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更不能试图全盘复古，让姓“孔”不姓“马”的错误主张泛滥，从而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明确界定：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在这一论断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于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文化，因而文化自信的内涵结构在本质上可分为两大块，即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和20世纪形成至今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
虽然同样属于文化自信的范畴，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先进文化有着不同的具体价值取向。前者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为引领，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决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结构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简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自信结构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儒家思想在古代具有主导性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最初妨碍秦统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汉代戏剧性地被赋予了统一天下思想学说的功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的主导性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就说，“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注意到，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且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
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辽金、元代和清代，儒家思想仍然保持话语优势权，甚至征服者的文化同化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例如，辽朝统治者就实行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全面汉化的文化政策。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不久，曾经就祭祀对象问题征求意见，左右“皆以佛对”，阿保机认为“佛非中国教”，耶律陪则提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形成了所谓“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的局面。在这一基础上，辽代的制度、法典、文字等都普遍呈现儒化的现象。可知，论中国古代之文化自信，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但也要看到，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顽强的保守性，禁锢了国人创新能力的发展。特别是，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性结局而论，不能不说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动力不足确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引领现代新文化
由于在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总的来看，对中华民族危机问题症结的理解，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最后在文化变革这一点上达到了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统一。
具有世界视野的思想家鲁迅曾指出，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关于中国之落后根源应从文化上进行追溯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人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彻底进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华民族才会发生凤凰涅槃式新生；只有成为拥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上海《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采取了南北文化联合行动，新文化运动如东风劲吹，对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旧物摧枯拉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与此同时，世界上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毛泽东同志说：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有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5000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使“5000年的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中国的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当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
这一改变的内在逻辑是，原生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世界文化比较中处于劣势；在融入马克思主义要素以后，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形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发挥引领性作用，开始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民族复兴新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故事，让全世界不得不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刮目相看。
辩证分析“儒家思想主流化”
当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性作用地位时，必须作一个重要补充，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这一补充，马克思主义便不能融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也难以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就不能取得文化自信结构中的支配性地位。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施拉姆评价说：“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
这一评价也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自觉思考，发生在1927年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本质上是脱离中国实际讲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失败。1938年，历经艰难曲折而寻找中国方案的中国共产党在广袤的西北地区立足。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同志作报告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已经发生了互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不再外在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再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国情无关。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解决不同文化的融合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倘若忽略20世纪以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成功，忽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不加分析地提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主流化”之类的说法，本质上只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形成的现代新文化，即“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由此来说，全面把握住文化自信的结构内涵及历史过程的意义在于：面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挖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但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时，绝对不能割裂文化自信的完整结构，不能混淆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更不能试图全盘复古，让姓“孔”不姓“马”的错误主张泛滥，从而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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