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词人辈出，他们或生于明万历后期而在天启、崇祯年间以词名家，或生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在清顺康之际以词名家，属于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呼后应的两代或三代人。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从原先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
一
入明后，由于词的“曲化”，导致“词曲不分”。《诗余图谱》与《啸余谱》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的盛行，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并在“怎么填词”中规范了词的法度，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明清之际词选如《倚声初集》则展示了“词写什么”与书写风格，谱写了自明末至顺治年间“正”与“变”兼具并行的历史。特别是进入康熙朝后，各种风格的“正声”与“变调”并驾齐驱，全面形成了众体兼备、交相辉映的鼎盛局面。
作为明清之际词坛运行的模式，“同人”唱和始于天启、崇祯年间，兴盛于康熙前期。词坛的每一次新变，均伴随“同人”的唱和之声。抱有易代情怀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在唱和中进行情感上的深度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同人”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了舒展和锤炼，在唱和中，“逼出妙思”，从同立异，自创一格，引领词风新变，推进了创作繁荣。
二
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柳洲、云间、阳羡、浙西四大词派尤为令人瞩目。他们或率先揭开词坛中兴之盛的序幕，或成为推进中兴之盛的主力，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转变，主导词坛转型。
柳洲词派孕育于万历末，在词风上率先揭开中兴序幕。刻于崇祯八年与九年的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四人《词笺》，以及同里词人钱继登、曹勋、魏学濂、陈龙正等为《词笺》所作序文，体现了以王屋为领袖的前期柳洲词派所拥有的词学主张与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在词学主张上，他们从创作主体出发，推尊词体的诗化功能，属于创作主体论；在创作上，他们重启了始于苏轼而盛于南宋的“变调”，形成了以“清”为特征的闲澹秀脱的词风。柳洲词派的后期领袖曹尔堪入清后，通过主导“同人”唱和，给自己原有的“变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变调”在清初的衍生与发展推波助澜。
刊于崇祯十年的《幽兰草》，与刻于顺治五年的《倡和诗余》，均为云间诸子在唱和中博弈竞技的产物。云间词派以陈子龙为领袖、以几社为组织、以唱和为纽带，理论主张以“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寄托说”，旨在推尊词“别是一家”的体性为特征，属于词的本体论。其中，《幽兰草》在回归五代北宋的“本色”中，形成了“言内言外，神韵各足”的审美意境，为十余年后的《倡和诗余》寄托大“用意”打下了基础，在柳洲词派重启的诗化“变调”外，重振风雅“正声”。康熙前期顾贞观、纳兰性德等“性灵”词人，将风雅“正声”推向高峰。
汇结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创作风格与成就的词选，是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荆溪词初集》。该集在选域上，“正声”与“变调”兼具并举，体现了阳羡词人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的创作风貌，集中展示了阳羡词人共同遵循的极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词学主张。该主张决定了阳羡词派在艺术风格上兼备众体而非独尊一体。而其建立在创作主体基础之上的“尊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词学理论，并非无复依傍，而是渊源有自。从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观之，其“正声”与云间词派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变调”则是对柳洲词派的开拓与发展，并将其推向高峰。
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及其传人李良年、李符为第二代梅里词人。明天启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词人群“人各一家”，无流派意识，朱彝尊的前期创作深受其影响。在后来融汇浙西群彦的过程中，朱彝尊却改变了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趋向唯南宋“醇雅派”词人姜夔、张炎是尊的单一逼仄之路，标志是康熙十八年《词综》的问世；张炎等人的《乐府补题》则又为朱彝尊倡导浙派词学主张，提供了理想的范本。康熙十八年前后由李良年、朱彝尊在京师先后发起的“拟《补题》唱和”，是浙派践行其词学主张的重大活动，参与这一活动的有不少为非浙西词人，表明咏物体格，取径姜、张，崇尚醇雅，是顺应时代精神需求的一种审美选择。浙西词派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三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又一标志是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词集评点等词学元素空前繁富，这既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又具有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的功能，呈现出词学元素的丰硕与词坛创作的兴盛共生互动的特点。
明清之际，词为专集与专刊词集蔚然成风，别集、总集、丛刊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堪与当时的诗集或文集比肩，表明时人已改宋以来词为“小道”的观念，词成了抒情言志的一种主流文体。该时期除众多别集外，大量汇集某一阶段整个词坛或某一群体创作实绩的总集也应运而生，其中绝大部分如《倡和诗余》《广陵唱和词》等，具有引领词坛中兴的功能。在丛刊中，有汇集过往词家别集如《宋名家词》；也有汇集明清之际词人别集如《国朝名家诗余》《百名家词钞》。这些别集或为再造“两宋之盛”提供了范本，在创作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或具体展示词坛中兴之盛，具有鲜明的传词谱史的功能。词论则有词集序跋、论词书札、论词词、词话等，样式多样、内容丰富、胜论迭出，堪称集宋代以来词学理论之大成。
词选虽属于总集类，却具有自身的功能与作用。明清之际词选类型多样，壁垒一新。如所选以往词作的《古今词统》与《词综》，前者在立论中开启词坛新风，后者在立论中转移词坛风气。明清之际词选如《倚声初集》《瑶华集》《今词苑》《今词初集》等，则分别在传人存词中谱写中兴历史，在存词立论中推进词坛中兴历程。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发祥地在太湖流域与江南运河两岸的一些州县。这些地区具有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元素和沧桑巨变的时间元素，造就了大批词人。《柳洲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等郡邑词选，则在传人存词中，谱写了词坛中兴的发祥史。
四
晚明“文以评传”的文学传播思想在词学领域得以体现。明清之际词集评点历遭后世诟病，被认为是标榜声气。现存录有评点的词集数量多达200种以上，其中不乏“丹铅矜贵”之处。无论标榜抑或“矜贵”，词集评点之风赖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词人振兴词坛的强烈欲望与愿景：通过评点，使众多评点者的词学观点得以发表与传播，也使词作者的地位与声誉得以张扬与提升，两者的互动，成了词坛中兴的重要一环，并以内容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多元性，极大地丰富了词学思想，推进了词学建构。
近代以来问世的大量词史专著，无论断代史抑或通史，均将词的发展史纳入王朝的兴替史，可称之为“朝代词史”。按朝代的兴替史书写词的发展史，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容易使人忽视词自身发展规律。打破朝代界限，总结明清之际这段完整的中兴历史，对中国词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不无启迪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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