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持续热点。近些年来，议者众多，献计献策。我们将这些研究统合地看，大致上可以分为：“翻译派”——注重翻译的作用，包括国内外译者；“传播派”——重点研究传播媒介、手段等的效度；“学者派”——强调研究人员、汉学家等的意义……这些研究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这个话题来说，却还是不全面的。
之所以说不全面，问题就在于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在部分人眼中，它是窄化了。他们过于立足国内视角，只觉得将国内的事情做好，而后像商品一样推介到国外，就是走出去了。但文化绝非商品，其有自身的个性和原则。商品有形，是“形而下”的器；文化无形，近于“形而上”的道。辨明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可以先来回溯一下历史。明清时期，我们通过西来的耶稣会教士之翻译、介绍，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过。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像《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事情，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
这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局限在国内的作为，亦存在于他者的创作中。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个他者的内涵是在不断丰富的，不同时代里所包含的群体是不完全相同的。在目前的时代里，他者中有一个群体需要特别注意，即世界范围内的华裔群体。从一定程度上说，有时候，这部分人的作用比我们外译一部名家的小说、组织一场签售会、召集一场学术讨论会等还要大。汤亭亭的一部《中国佬》、谭恩美的一部《喜福会》可以唤起多少美国受众对中国文化一探究竟的热情。诗歌中亦有这样的情况，在施家彰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王维等潜在的影响。
在这样的作品里，中国文化其实已经隐含其中，但有一个重要问题，这部分人对中国文化的“挪移”，大多限于典故、名词等的时空转换。而中国文化（或小而言之曰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才是一股持久、醇厚的力量。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随后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这样的方式才有厚度，创作的作品也更可感。从这点上说，他者要借中国文化之力，就要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
固然，这个要求确实高，需要做的工作量也很大，但并非不可达到。我想用刘玉珍（Carolyn Lau）的例子来说明。刘玉珍出生在夏威夷，其父是当地人，其母是客家人。她的诗篇不少，其中《我的说法》（My Way of Speaking）获得了1989年的美国图书奖。我国著名学者赵毅衡曾评价她是“最成功地把中国诗学和哲学传统结合进后现代模式的诗人”。那么，刘玉珍到底是如何做的呢？
刘玉珍有中文的底子，能够直接阅读中文文本。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泛，包括《诗经》，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扬州八怪的诗作，韩愈的散文，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甚至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的著作。可以说，她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染是广泛的。此处说一下陶渊明对她的影响。刘玉珍曾表示，陶渊明是她学习的第一个中国诗人。她说，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她能辨出独特的“声音”，就如同从电话中辨别出朋友的声音。“陶渊明语言中透露的玄学味、对日常生活所持的疏淡态度、对细小而转瞬即逝的事物的鉴赏”，深深地影响了刘玉珍。她玩味其中，又自觉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实践中。刘玉珍有一首名为《夏趣》（Summer Fun）的诗作，颇有代表性。
在灰色的屋前，一部割草机
等待割草，把柄显得喜气洋洋。
夏天了，汗水跟踪已充满
吱哩吱哩蝉声的空气。
在开花的梨树后面，
有人慢悠悠地歌唱。
是安娜哄西瓜安静。
她通常根据叶子的颜色安排时间，
今天的叶子有些黄。她甜甜地
让她脚前的青草放心，不一会儿
她却推呀割呀她说过的话。 （张子清译）
诗歌的前半部分承继了陶渊明恬淡、自然的田园风味，开放了全方位的感官（视觉、听觉、心觉等），把握住生活中的细微事物。到了的后半部分却又变了一个方向，在前文层层铺垫下，转向了抽象化的诗趣。刘玉珍用了隐喻的手法，她用割草机来“收割”话语，做到情、景、理的结合。这是她的新发明，也很成功。从这点上看，刘玉珍的诗艺借鉴了中国古典美学，而又有所创造。试想，国外受众读到这样的作品，是不是相应的也对中国文化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当然，通过他者来呈现中国文化，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毕竟身在异质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会对中国文化“误读”、“误用”。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指摘的。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这方面一直放不下心。但其实它并不可怕，不值得过分焦虑。因为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其生命力在于能够与时代、社会的需求产生共鸣，并努力寻求自身的“在此”化。这样全面的、活泼的文学传统才是鲜活的，才能使我们一谈起来就觉得亲近许多。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谈中国文化的“出门”，就不能窄化它的“进阶”路径，相反，应该理解“文化无形”，它在他者的作品里亦可走出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这部分人的艺术创作是要道声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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