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文艺真实的尺度。我们常说，真实是文艺的生命。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首先要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文艺才会发挥其应有的艺术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他还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人民是文艺的尺度。
人民是文艺真实的尺度。我们常说，真实是文艺的生命。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首先要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文艺才会发挥其应有的艺术魅力；而实际上，真实性本身就闪烁着艺术的辉光。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或认识这个真实呢？我认为，这个真实主要就体现在人民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或隐或显的参与上，或者说，就体现在文艺作品所实现的人民性程度上。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个生活的真实性何在呢？有些作家喜欢描写私人生活，喜欢展览个体体验，但如果这个私人生活或个体体验是疏离人民的，那么，这种私人生活或个人体验就会是一种虚妄或虚假的个人意识，因为人民生活是个体存在的基本境遇和条件。这种作品由于遮蔽了人民而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是难以令读者心悦诚服的。
可以说，人民也是文艺作品表现个人的尺度。因为单个人无法体现出真实性来，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体现出个人的真实存在。离开人民，作家不仅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也不能正确理解和表现个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不是说，作家要为了人民而失去自我，而是说，作家只有跟人民在一起，融入人民之中才会构建起真实的自我。作家、艺术家除了融入人民之中，不可能真正获取自我的真实影像。
文艺作品的厚度和穿透力在于其思想和表现的历史感。而历史感同样离不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尺度，同样，人民也是文艺作品历史感的尺度。有作品表现革命战争，写解放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写什么呢？如果只写将领们的足智多谋，或写战士们的英勇顽强，那还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要写出完全的历史感，就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建构，特别是当时劳苦大众对于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的坚定支持和拥护。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解放军打到哪里，老乡们就把粮食推到哪里。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解放军才有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显然，离开了人民性内涵，文艺作品就不能真正把握和表现解放战争完全的真实性。
人民，还是作家、艺术家本身的尺度。作家柯岩曾这样说过，“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是我们共和国劳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必须学习着像工农兵和在基层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能，奉献自己，直至牺牲。”“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13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绝不能因为被簇拥到浪花尖上，因阳光的照耀而误以为是自己发光；如果我硬要轻视或蹦离我13亿海水兄弟姐妹，那么，我不是瞬间被蒸发得无影无踪，就将会因干涸而中止生命。”
我是谁？我想这应是每位作家、艺术家都应深切思考的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正确认识自我，确立起真正的主体性来，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文艺来，也才能写出真正存在的自我。不能沉溺于鲁迅先生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有的作家自以为文艺创作就是要张扬自我，排斥文艺的人民性传统和取向；但观其作品，却往往充斥着西方的话语和手法，思想情感内容也充斥着西方对于东方的拟像与想象。这样的作品何尝张扬了自我？何尝凸显了其“高贵的主体性”？
文艺的根是扎在民间的，这是为我国文学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当文艺也穿上西装，系上领结，或打扮成披头士，或沉浸于墙上的斑点；那么，文艺就会像乔木被拔离了泥土，除了走向枯槁将再无别的命运可以选择。我们常说创作要接地气，怎么接地气？“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接地气。劳动人民不是被动、消极、分散或孤独的个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诗人的“大堰河”。人民是创造者的形象，是哺育者的形象。人民是大地，作家只有站在大地上，把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才能在文艺创作上行稳致远。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民，是作家、文艺家本身的尺度。人民性在作品中的实现程度，正体现着作家本身的人民性程度。
毋庸讳言，当前有些文艺创作有丑化人民和虚无人民的倾向。有的作家，比较熟悉基层人民群众，熟悉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但却打心底看不起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描写成生活中软弱的丑角或无知的群氓。有的作家致力于表现人民群众生物活动的一面，把人民群众的精神史表现为生物追求实现其本能的历史。有的专门从野史中寻找描写地方性恶风恶俗的素材，虚构出劳动人民的人性之恶。还有个别作家从个人的家族恩怨出发，去否定人民追求解放的历史，以极端个人的主体性去解构人民的主体性。这样的作品远离了人民，因而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当前，一些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也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个倾向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的虚无。在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中，极端个人的情绪弥漫而激昂，把个人诉求强势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在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为实现个人利益开辟观念上的道路——以文艺自由的名义，自由占有了文艺，最终侮辱了自由的文艺。实际上，人民也是文艺自由的尺度。当人民尺度取代了个人尺度，如列宁所说，文艺创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文艺创作上的资本控制、“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这些束缚就都会被解除。这时，真正自由的、公开同人民相联系的写作，就会取代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相联系的写作。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人民之于文艺，如同春天之于杏花。人民是文艺的尺度，正像春天是杏花的尺度一样。当我们的作品充满春阳的和煦和春雨的慈悲，当我们的作品以自己的光芒去照亮读者和世界，当我们可以以作品驱除围绕在人们四周的风寒和阴暗，它的力量一定是来自人民，来自其自身的充分的人民性。因此，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追随人民的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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